关于托洛茨基及其评价问题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偶然在《视界》上读到杜建国先生的大文〈托洛茨基的真实面貌〉（《视界》第6辑，2002年4月，以下简称〈托文〉）。真没想到现在也还有人对托洛茨基有兴趣，而且作的又是翻案文章，自然多了几分注意。但读过之后，却发现问题多多，尤其是在关涉托氏评价、以及对一些相关的史实和理论问题的读解上，作者的看法或过于简单、片面，或似是而非，让人不吐不快，且写出来，与作者一同讨论。
问题一：关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异同」
从切入点看，作者写此文似是为反驳郑异凡先生的〈由「先知」引起的话题〉一文（载《读书》1999年第五期），这本属正常。但我不知作者哪来的那么大的情绪，以至文中对郑异凡先生的多处指责都有欠厚道，有些指责甚至连逻辑都不顾。比如，作者在谈到郑先生对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比较分析时，引了郑先生一句认为托氏与斯氏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的话，然后又引了郑先生「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斯大林的实践是托洛茨基所鼓吹的工业化的一面镜子」，「斯大林以消灭富农为起点在农村实行集体（化）」是「符合托洛茨基的主张的」等语，理直气壮地反问道：「既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主张大同小异，那么他们又怎么会不共戴天的呢？」1这就很让人惊讶，「主张大同小异」就不可能「不共戴天」了吗？除了主张，还有性格、气质、以及个人恩怨、权力之争等等，都是足以造成「不共戴天」的因素。特别是具体到托洛茨基与斯大林而言，命运注定这两个人几乎是从一见面开始就处于互相敌视的位置，以至列宁逝前还在担心他们两人发生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党的分裂2。这种同中有异──不是因为政见，而是因为其它原因形成的对立和冲突的情况，尤其在政治人物中并不鲜见。而况「主张大同小异」一语并非郑先生原话（对于托氏与斯氏的「主张」而言，是不好以简单的「异同」论之。上文因只考虑逻辑，对此未作甄别，下文将详论之），但作者只顾倾倒心中的愤懑，似乎顾不了这许多，仍沿着自己的逻辑挺进，紧接着竟发出了这样令人吃惊的责难：「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郑异凡先生竟是在读了《先知三部曲》后来重复这种评价的，因为正是《先知三部曲》推翻了这种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如果不是说诬蔑的话。」3
且不说《先知三部曲》是否「推翻了这种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尚需查证（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凭常理也该明白：别说《三部曲》的作者多伊彻本人就是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热烈拥护者、崇尚者，他的著述和评价也只能算一家之言，就算他不偏不倚，真正做到了客观公正、全面准确，也不可能定于一尊，谁都不能表示不同意见；谁读了《三部曲》，谁就只有双手赞成的权利！？这叫甚么学术？恐怕多伊彻本人也不会如此缺乏自知之明吧？
更重要的是，所谓「这种对托洛茨基的评价 」──即托氏早先提出来的加速工业化与集体化的主张 ，后来由斯大林所实现的说法，并不是郑异凡先生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国际学术界中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如果不能说公认的话。因此，包括《先知三部曲》在内，基本上持的也是这一观点，不知作者为何视而不见。且引几段如下4：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持一种相对赞赏的看法，承认它的积极意义。这一事实使托洛茨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把他们搞胡涂了。
在十月革命11周年庆祝日，从莫斯科红场上传出的官方口号是：「警惕右倾危险！」「打击富农！」「抑制耐普曼！」「加速工业化！」这些口号响彻了整个国家，扩散到了最边远的角落，甚至也传到了阿拉木图。这正是托洛茨基长期以来试图说服党采取的政策！……可以这样认为，执政派现在被迫抄袭托洛茨基的思想，这一事实就是为反对派所作的最好辩解。
这两个对手的命运就是这样古怪，当托洛茨基被驱逐出俄国之时，斯大林却着手以野蛮的方式消灭俄国的落后和野蛮，仿佛是要经典马克思主义回流，而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将要实现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纲领。托洛茨基是二次革命的真正鼓吹者和宣导人，但在其后的十年中，斯大林却是它的执行者。
引文未免累赘，却又必不可少。只不过，他们两人的关系事实上远比这里说的要复杂得多。
从性格上讲，在俄共的早期政治领袖中，恐怕再难找出有哪两位像斯、托二人这样，有着那么多的相似与差别了。同样的倨傲、自负，同样的不甘人下，有着强烈的领袖欲，并且同样的倾慕权力，同样的敏感自尊，喜好虚荣。犹如同性相斥的磁场原理，过多的相似也产生了太大的差别：他们一个热情似火，一个却冷静如铁。一个雄辩滔滔，长于辞令；一个却沉默寡言但更精于算计。一个喜欢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尤其乐于置身在漩涡中心，与革命进行亲密接触，直接对话；另一个却更喜欢侧身一边默默做着党所交给他的工作。与语言乏味，举止粗俗的斯大林相比，才气纵横的托洛茨基往往显得更有教养，也更注意风度。托氏是思想家、革命家，比斯氏更擅长理论的创建，真率之外，更不乏几分革命骑士的浪漫和理论家的坦诚，他相信理论的力量远远超过他相信政权的力量，因而也常有为理论所累的时候。斯大林则是个务实的行政主义者，与理论相比，他显然更迷信组织，更相信权力。身为党的总书记，他也是把行政能量发挥到极致的权术大师。他的政治哲学实则有着太多的马基雅维里成分，骨子里又带了几分拜占庭阴谋家的气质，常常在不动声色之中就能置对手于死地。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铁腕人物，对大权在握，发号施令有着同样的喜好。别看托洛茨基老在民主问题上向斯大林主流派发难，但只要想一想他在内战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对行政命令主义的过分依赖（或许正是列宁所批评的「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以及他天性中喜欢纪律与服从的强制性格倾向，再想一想他对工人反对派的厉声呵斥，以及在工会问题争论中对军事共产主义强制方法的偏爱（「拧紧螺丝钉」、「整刷工会」等）等等，不难想象一旦大权在握后的托氏会是甚么样5──尽管不会与斯大林完全一样！
不过，即使如此，从政治主张上讲，斯、托两人确实是不好将其放到一起，简单地论其异同的，原因很简单，就「主张」而论，托氏有理论，而斯氏没有理论。具体到工业化和集体化问题而言，斯大林最初反对托洛茨基等人要求加快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进程，并非是真的认为这会中断新经济政策，影响工农两大阶级的结盟，而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拱卫自己列宁继承人的正统形象，稳固自己的权力。所以，出面与托氏等人进行理论争辩的主要是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而斯氏在后来转向，以托氏也无法赞同的激烈手段和速度，迅猛推行集体化与工业化的方针，也并非是害怕农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害怕社会主义受到削弱，而是从粮食收购危机中看到了农民反抗的可怕，因此亟欲要将之纳入庞大而又严密的官僚化计划体制（当然也是行政组织体制）的控制之下。所以，他要抛弃布哈林，转而向托洛茨基派的理论求救，并故作慷慨地接受了许多反对派骨干的「投诚」，以至连托洛茨基本人也一度判断失误，想在斯大林需要他们的时候伸手相援，与斯氏结盟来反对布哈林。实际上，斯大林心里压根就不会原谅反对派──他们的最终结局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即使他最终执行了托氏的纲领，也不好就说他的主张与托氏「大同小异」。对斯大林来说，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以至后来居然敢与德国法西斯结盟瓜分波兰，那么，要不要搞工业化和集体化，就只是个为我所用的问题，而不存在甚么剽窃与认同的嫌疑。一句话，这只是斯大林为实现他的独裁之路所要跨越的一道小小的障碍而已。
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郑异凡先生并
问题一：关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异同」
从切入点看，作者写此文似是为反驳郑异凡先生的〈由「先知」引起的话题〉一文（载《读书》1999年第五期），这本属正常。但我不知作者哪来的那么大的情绪，以至文中对郑异凡先生的多处指责都有欠厚道，有些指责甚至连逻辑都不顾。比如，作者在谈到郑先生对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比较分析时，引了郑先生一句认为托氏与斯氏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的话，然后又引了郑先生「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斯大林的实践是托洛茨基所鼓吹的工业化的一面镜子」，「斯大林以消灭富农为起点在农村实行集体（化）」是「符合托洛茨基的主张的」等语，理直气壮地反问道：「既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主张大同小异，那么他们又怎么会不共戴天的呢？」1这就很让人惊讶，「主张大同小异」就不可能「不共戴天」了吗？除了主张，还有性格、气质、以及个人恩怨、权力之争等等，都是足以造成「不共戴天」的因素。特别是具体到托洛茨基与斯大林而言，命运注定这两个人几乎是从一见面开始就处于互相敌视的位置，以至列宁逝前还在担心他们两人发生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党的分裂2。这种同中有异──不是因为政见，而是因为其它原因形成的对立和冲突的情况，尤其在政治人物中并不鲜见。而况「主张大同小异」一语并非郑先生原话（对于托氏与斯氏的「主张」而言，是不好以简单的「异同」论之。上文因只考虑逻辑，对此未作甄别，下文将详论之），但作者只顾倾倒心中的愤懑，似乎顾不了这许多，仍沿着自己的逻辑挺进，紧接着竟发出了这样令人吃惊的责难：「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郑异凡先生竟是在读了《先知三部曲》后来重复这种评价的，因为正是《先知三部曲》推翻了这种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如果不是说诬蔑的话。」3
且不说《先知三部曲》是否「推翻了这种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尚需查证（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凭常理也该明白：别说《三部曲》的作者多伊彻本人就是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热烈拥护者、崇尚者，他的著述和评价也只能算一家之言，就算他不偏不倚，真正做到了客观公正、全面准确，也不可能定于一尊，谁都不能表示不同意见；谁读了《三部曲》，谁就只有双手赞成的权利！？这叫甚么学术？恐怕多伊彻本人也不会如此缺乏自知之明吧？
更重要的是，所谓「这种对托洛茨基的评价 」──即托氏早先提出来的加速工业化与集体化的主张 ，后来由斯大林所实现的说法，并不是郑异凡先生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国际学术界中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如果不能说公认的话。因此，包括《先知三部曲》在内，基本上持的也是这一观点，不知作者为何视而不见。且引几段如下4：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持一种相对赞赏的看法，承认它的积极意义。这一事实使托洛茨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把他们搞胡涂了。
在十月革命11周年庆祝日，从莫斯科红场上传出的官方口号是：「警惕右倾危险！」「打击富农！」「抑制耐普曼！」「加速工业化！」这些口号响彻了整个国家，扩散到了最边远的角落，甚至也传到了阿拉木图。这正是托洛茨基长期以来试图说服党采取的政策！……可以这样认为，执政派现在被迫抄袭托洛茨基的思想，这一事实就是为反对派所作的最好辩解。
这两个对手的命运就是这样古怪，当托洛茨基被驱逐出俄国之时，斯大林却着手以野蛮的方式消灭俄国的落后和野蛮，仿佛是要经典马克思主义回流，而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将要实现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纲领。托洛茨基是二次革命的真正鼓吹者和宣导人，但在其后的十年中，斯大林却是它的执行者。
引文未免累赘，却又必不可少。只不过，他们两人的关系事实上远比这里说的要复杂得多。
从性格上讲，在俄共的早期政治领袖中，恐怕再难找出有哪两位像斯、托二人这样，有着那么多的相似与差别了。同样的倨傲、自负，同样的不甘人下，有着强烈的领袖欲，并且同样的倾慕权力，同样的敏感自尊，喜好虚荣。犹如同性相斥的磁场原理，过多的相似也产生了太大的差别：他们一个热情似火，一个却冷静如铁。一个雄辩滔滔，长于辞令；一个却沉默寡言但更精于算计。一个喜欢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尤其乐于置身在漩涡中心，与革命进行亲密接触，直接对话；另一个却更喜欢侧身一边默默做着党所交给他的工作。与语言乏味，举止粗俗的斯大林相比，才气纵横的托洛茨基往往显得更有教养，也更注意风度。托氏是思想家、革命家，比斯氏更擅长理论的创建，真率之外，更不乏几分革命骑士的浪漫和理论家的坦诚，他相信理论的力量远远超过他相信政权的力量，因而也常有为理论所累的时候。斯大林则是个务实的行政主义者，与理论相比，他显然更迷信组织，更相信权力。身为党的总书记，他也是把行政能量发挥到极致的权术大师。他的政治哲学实则有着太多的马基雅维里成分，骨子里又带了几分拜占庭阴谋家的气质，常常在不动声色之中就能置对手于死地。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铁腕人物，对大权在握，发号施令有着同样的喜好。别看托洛茨基老在民主问题上向斯大林主流派发难，但只要想一想他在内战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对行政命令主义的过分依赖（或许正是列宁所批评的「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以及他天性中喜欢纪律与服从的强制性格倾向，再想一想他对工人反对派的厉声呵斥，以及在工会问题争论中对军事共产主义强制方法的偏爱（「拧紧螺丝钉」、「整刷工会」等）等等，不难想象一旦大权在握后的托氏会是甚么样5──尽管不会与斯大林完全一样！
不过，即使如此，从政治主张上讲，斯、托两人确实是不好将其放到一起，简单地论其异同的，原因很简单，就「主张」而论，托氏有理论，而斯氏没有理论。具体到工业化和集体化问题而言，斯大林最初反对托洛茨基等人要求加快工业化和集体化的进程，并非是真的认为这会中断新经济政策，影响工农两大阶级的结盟，而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拱卫自己列宁继承人的正统形象，稳固自己的权力。所以，出面与托氏等人进行理论争辩的主要是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而斯氏在后来转向，以托氏也无法赞同的激烈手段和速度，迅猛推行集体化与工业化的方针，也并非是害怕农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害怕社会主义受到削弱，而是从粮食收购危机中看到了农民反抗的可怕，因此亟欲要将之纳入庞大而又严密的官僚化计划体制（当然也是行政组织体制）的控制之下。所以，他要抛弃布哈林，转而向托洛茨基派的理论求救，并故作慷慨地接受了许多反对派骨干的「投诚」，以至连托洛茨基本人也一度判断失误，想在斯大林需要他们的时候伸手相援，与斯氏结盟来反对布哈林。实际上，斯大林心里压根就不会原谅反对派──他们的最终结局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即使他最终执行了托氏的纲领，也不好就说他的主张与托氏「大同小异」。对斯大林来说，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以至后来居然敢与德国法西斯结盟瓜分波兰，那么，要不要搞工业化和集体化，就只是个为我所用的问题，而不存在甚么剽窃与认同的嫌疑。一句话，这只是斯大林为实现他的独裁之路所要跨越的一道小小的障碍而已。
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郑异凡先生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