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委员。在我看来，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然后，在对两人作出简略评论后又说：「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见《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6卷，616-617页。   
　　3 同注1，232页。   
　　4 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490、502页。   
　　5 为避免误会，这里有必要指出，以上一段文字，决无否认托氏反对官僚化、要求民主化等思想合理性的含义。此处强调的是他的性格倾向，并不关乎思想。但鉴于〈托文〉对托氏在这方面的主张评价甚高，指出如下一点仍然是必要的：托氏在二十年代中期所有关于党内民主的论述，都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仅仅有党内民主是不够的，要实现表达的自由，就还需要有国家制度和政治结构的保障，实现社会民主。指出这一点，自然也不意味着就否定托氏主张的意义，这仍是需要提醒的。  
　　6 参见《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112-113页。  
　　7 同上，第502页。  
　　8 「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所迫使采取的特殊『战时共产主义』，进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制的一种过渡形式。」见列宁〈论粮食税〉，《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2卷，第333页。   
　　9 同上卷，第315页。   
　　10 《列宁全集》33卷，第155页。   
　　11 《我的生平》下册， 华东师大出版社1982年版，第511页。   
　　12 此说采自王树桐，钱亚军〈评「战时共产主义」与直接过渡道路〉一文，见《苏联现代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48页。  
　　13 列宁在「工会国家化」问题上的态度，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经历了一个从赞成到反对的思想转变过程，其原因从根本上讲正是由于从战争向和平的转折所致！详见拙文〈列宁与「工会国家化」问题〉，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年第三辑。   
　　14 参见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版，第8页、第10-12页、第23页。  
　　15 参阅同上，第25-26页。   
　　16 《视界》第6辑，第238页。   
　　17 参阅同上，第236-237页。   
　　18 第237页脚注9。   
　　19 以上引文均见上书第238-239。   
　　20 同上，第240页。  
　　21 同上，第242页。   
　　22 《列宁全集》32卷，第467─468页。   
　　23 同上，31卷，第358页。  
　　24 同上，32卷，第469页。  
　　25 以上引文均见《列宁全集》33卷第452-454页。  
　　26 《视界》第6辑，第241页。  
　　27 同上页，旁注13。   
　　28 1904年，托洛茨基就在其抨击列宁「最刺耳」（多伊彻语）的一本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中，说出了这样一句后来可能都会令他惊讶不已的话：「首先是党组织（秘密会议）以自身取代全党；尔后是中央委员会以自己取代党组织；最后是一个独裁者以自已取代中央委员会……」转引自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100页。   
　　29 所谓 「列宁遗嘱」，事实上是指列宁于1922年12月23至26日通过口授记录，断续写下来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包括1923年元月4日增加的一小段补充）。由于内容极其敏感，涉及对几位党的高级领袖的评价，所以当时就按列宁指示制为一式五份，作为绝密材料封存。其中，一份归入列宁的秘密档案，一份留在列宁身边。另三份交由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保管，上面注明只有列宁或列宁死后方可由克鲁普斯卡娅开启（列宁秘书因忌讳未便写上「列宁死后」的字样）。但事实上，据新披露的材料，有确凿的事实表明，列宁这份档──至少是其最初（23日）口授的部分，早在当天夜里就已为斯大林获悉，并部分地遭到改动，尔后，党的其它领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也通过不同的管道和方式，先后获知了这部分信的内容。只是，托洛茨基至死都不知道，他所看到的实则并非原本。参阅王政和编译《列宁遗嘱》一书，敦煌出版社2000年版。1924年5月22日，在列宁逝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即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克鲁普斯卡娅始将这封信递交中央，并在为大会作准备的中央委员会上作了宣读，要求中央遵照列宁意愿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此信。她的要求遭到了斯大林等人的反对，最后，会议通过季诺维也夫的提议：只在有选择的一部分代表团成员中宣读此信。这里说的「公布」即指这一情况。信中有关撤换斯大林的那一段话即1923年元月4日的补充是这样说的：「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见《列宁全集》36卷，第618页。   
　　30 此处需要申明，笔者所借用的这几个术语，只是从一般的意义上来加以使用的，它决不意味着笔者仍在沿用其旧有的意识形态含义，尤其是历史曾经赋予的那些政治含义！   
　　31 这样的痛苦与矛盾在其晚年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发表于1939年11月的〈捍卫马克思主义〉中，他曾以一种忧伤而略显悲壮的调子，讲出了他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可能结果的猜测，指出如果战争没有引发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或者西方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也发生了像俄国革命那样的蜕化，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根源不在于国家的落后也不在于帝国主义的包围，而在于无产阶级在本质上不能成为统治阶级。那时就必须抛弃怀旧的观念，承认今日的苏联是普遍的新剥削制度的先驱。……如果国际无产阶级真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那么这种前景……不管怎样令人沉重，……也应毫无保留地公开承认，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纲领已成为一种乌托邦。」转引自多伊彻《流亡的先知》，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第504页。 　  
　　32 举例来说，这种退让明显地表现在他从最初认同党内统一的原则，到进而要求党内派别斗争的合法性，再到最后──在他流亡国外之后，更提出了党外有党，建立第二政党的主张。与此相应，他对苏联社会性质的判断也在一点点后退，从最初只是担心它的「热月化」现象，到后来论证「热月化」已成现实，苏联国家政权已经蜕化为由一个特殊阶层──官僚统治集团掌握的「工人国家」，因此需要在苏联发动一场「政治革命」来推翻官僚集团的统治！即使如此，托氏仍然认为，一旦新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对苏联造成威胁，也应起而「保卫苏联」！可参阅《被叛卖的革命》中有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