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满足需求的资源就多；谁的钱少，自然被配置得少。」而「民主的计划经济与之截然相反，有限的资源不按支付能力的多少来配置，而是由劳动者共同决定其人人必需的，最基本的需求，资源首先被配置到满足这些需求的生产中，让每一个人都能免费地分配到这些产品或服务而不管其支付能力如何。在基本需求方面，如衣、食、住、行、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等方面实现『按需分配』，以保证每个人享有起码的合理的生活条件。只有在免费分配的领域，才能使人人享有自由。剩余的资源再被分配到次级需求及奢侈需求等并非人人必需的方面……随着生产的发展，免费分配的产品逐渐增多，『按劳分配』的范围更趋缩小，最终将完全排挤掉市场和金钱的作用……」19 

　　恕我不能再引下去了。这些耳熟能详的音调，首先唤醒我的，是关于人民公社、关于一大二公、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历史记忆。我不知道，作者描绘出来的这等「免费午餐」曾在哪里出现过，在我的阅读中，它除了曾短暂地出现在布尔什维克的战时共产主义体系中外，也曾在中国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惊鸿一瞥地闪过它那诱人的身影──我指的是曾在个别地方出现过的诸如「吃饭不要钱」之类。结果如何，已无须我再来多费笔墨。此外，它还使我彷佛听到了来自欧洲历史上某种熟悉而又久已沉没的回响。从早期的工团主义，到俄共党内的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甚至部分地还包括后来南斯拉夫人提出的「工人自治」，百多年来，这类从狭隘的工人或工会利益出发而企望实现真正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思潮，总是不绝如缕，时沉时浮，其中所包含的一些合理因素，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些西欧国家兴起的工厂民主制中，也曾得到了部分的吸收和体现。只是不知作者仔细想过没有，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设计，「民主的计划经济」的民主权利，是只对工人阶级开放呢，还是也对所有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开放？如果是前者，那它就根本谈不上甚么「选举自由」──「民主的计划经济」并不民主；如果是后者，那么，谁又能保证这些拥有自由投票权的阶级、政党、派别和集团，选出来的就一定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而不会是其它阶级和阶层的代表呢？换言之，在真正自由选举的条件下，又如何来保障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呢？退一步说，就算这一点不是问题，就算「民主的计划经济」果如人愿建立起来，难道作者就真的相信，有了「民主地决定」，有了「自下而上的集中」，就有了万能的计划？就能够无所不包地把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管起来，统起来，而且还能够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方面都实现「按需分配」，「免费」供给？且不说众口难调，有人需要顿顿鱼肉，有人则需要注意「减肥」，千百万人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兴趣爱好，取舍标准恰恰是最难得统一，也无法「计划」的；就算能够计划，则平均主义问题固然是避免了──如果是「按需分配」的话，但又如何来解决多吃多占、贪污腐败、营私舞弊，特权享受等等的问题呢？莫非又要辅之以一场「思想改造运动」？一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道德净化运动？或者就只有按照严格的定量、划一的品种来进行分配？而这种「计划经济」的苦头（当然并不包括「免费」），中国人还吃得少吗？再说，所谓「自下而上的集中」在实际上究竟是如何操作，如何运行的？是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单位的每一项计划，每一个指标都要经过讨论决定，再层积迭累地上报「集中」吗？出现冲突怎么办？群体与群体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整体和局部之间，以及近期与长期之间等等，出现利益上的冲突怎么办？由计划部门自行调整、平衡？那岂不有违「自下而上」的公意？或者又来搞一次全民投票？全民公决？这又如何来保障其体制运转的有效与灵活呢？总之，凡此种种诸如此类十分具体而实际的问题，不知在「民主的计划经济」中将如何解决？而且能解决吗？真不知道，在当今世界宪政民主已相当成熟的情况下，似这类半靠猜想，半是臆断的极端工人民主的神话，除了有一堆美丽的空话之外还有甚么？  

　　至于作者关于市场经济只能导致资源对有钱人的最佳配置的逻辑，则恐怕已经不是甚么误解，而是属于偏见了。不过，似乎仍需指出，有钱人因为有较强的支付能力而可以获得较多，较好的资源享受这一点，并不就完全等同于资源的宏观配置，也不会影响和改变社会资源在利润驱动下通过市场机制而自动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实现结构平衡的原理。毕竟与社会公众的广泛需求和巨大的支付能力相比，少数有钱人的需求和支付能力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市场固然只相信金钱，但它也不能不遵循原理，一旦社会资源在利润和需求的驱动下出现朝某一领域集中的趋势（我们姑且假定是少数有钱人的高消费所致），则那只「看不见的手」就会自动对之进行调节；一旦供过于求，利润原则就会对之进行惩罚，结果，利润率下降，富余的资源就会自动转移，流向其它有利可图的领域。这就是市场调节，就是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否，与贫富差别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两者的调节手段也不一样。如果把市场视为「奴役之路」，金钱视为万恶之源，而切望着将它压缩到最小限度并逐渐取消的话，那么，这同斯大林的计划体制又有何区别？而即使是斯大林，也不敢就冒然宣布取消市场和金钱──全世界迄今为止，也就只有一个人和一个国家敢于这么做，这就是波尔布特和他所统治的柬埔寨！ 

　　最后，也许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还想提醒作者不要忘记，如果这个「民主的计划经济」就是用来替代斯大林「专制的计划经济」的理想模式，那么，这是不是也有一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意味呢？ 


问题四：关于欧洲革命或世界革命 

　　在托洛茨基等人与斯大林等人的争论中，恐怕再没有哪一场争论如「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那样，充满了学究气味和经院气息，以至多伊彻要将之比喻为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关于一个针尖能够站多少天使的争论。确实，从这场争论的表面来看，它很像文革初期红卫兵打的语录仗，双方都引证大量的列宁语录，并按照各自的逻辑进行解释，针锋相对，咬文嚼字而又寸步不让。但如果真认为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争论，纯属文字游戏，那也并不完全正确。其实，这场争论涉及的问题，实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民族共产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这实质上也是后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冲突的原因之一。但由于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非几句话能够说清，这里只能姑置勿论。需要费些笔墨的，倒是托洛茨基所坚持的世界革命论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会成为问题，是因为作者坚信托洛茨基「比任何人都更早且更准确地预见到具备了一定条件，资本主义世界是能够渡过其自1914年开始的长期危机的，而世界革命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取得胜利」！20  

　　本来，对作者这个「在一定条件下」作出的假定是大可不必太认真的，但令人吃惊的是，作者居然就是凭着这样的假定来反驳郑异凡先生关于「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能够进行『自我调节』……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是不现实的」说法，并责问道：「郑异凡先生说列宁认识到欧洲革命无望后，转向了东方。列宁在甚么时候说过欧洲革命无望呢？郑先生能够拿出一点儿可靠的证据来吗？」21 

　　我不知道作者何以要说得如此的理直气壮，毫无余地。仅据笔者所见，那证据就很现成。1921年7月11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中，就有这样一段明确无误的话（着重号为笔者所加）22： 

我们所预料的国际革命正在向前发展。但是，这种前进运动并不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地发展。 一眼就可以看出，尽管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