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熏染，甚至还包括他身上的某种浪漫气质，都使他更像是一个浑身充满了正义的激情和勇敢的想象的吉珂德先生，因而更渴望也更喜欢在正面的交锋中，去光明磊落地挑战对手，打败对手，而不屑于躲在一边，阴谋盘算，暗箭伤人，更不屑于去玩弄一些所谓的官场技巧、政客权术了。他的高傲自负，不仅使他一次次的低估对手，一次次的错失良机，而且还使他在对待和处理一些关键性的政治细节上，过于的轻率马虎，漫不经心。出于虚荣，他曾数度拒绝了列宁要他担任自己的副手──副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提议；同样也是出于过分敏感的虚荣──生怕给人造成争夺列宁继承人位置的形象，他又推掉了在列宁逝后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作全党政治报告的殊荣；尤其在列宁去世后要不要及时赶回莫斯科参加列宁葬礼的敏感而又关键的问题上，他更是表现出了少有的笨拙与迟钝。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托洛茨基可以说是被他自己的高傲性格一点点地打败的。  

　　至于讲到托氏的思想、理论，那么，今天已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亦如他整个一生的活动那样，他的那些思想、理论，既包含有一些正确的、值得注意的合理成分，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和混乱，甚至有不少自相矛盾，不切实际之处。就以其影响极大的「不断革命论」为例，这个直到今天仍有很大争议的理论，若就其精神意义而言，应该说还是具有某种合理因素的，但若就其思想内容来讲，那么，它所包含的冒险主义性质，它的急躁冒进的特点，却也是不容掩饰也不能回避的。而且，从它所包含的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内在逻辑去看，「不断革命论」与他的另一大理论──「世界革命论」，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抵触，至少两者的契合与互洽不那么的妥贴、圆通。至于托氏的其它理论，比如他的「热月政变」的理论，他对党和国家机关官僚化现象的批评，以及他关于苏维埃民主的要求等等，显然都具有相当的正确性、合理性。作为对苏维埃党和国家机关的蜕化现象，进而对斯大林体制及其痼疾最早发出的担忧、警告和针砭之一，托洛茨基在这些思想和理论──以及本文所提到的其它一些思想和理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敏感与卓识，理应得到应有的尊敬与评价，这是无疑的。同时 ，又不能不指出，即使如此，这些思想、理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也只有而且必须放回到一定的历史框架中才能估价出来。因为，比这些思想和理论更重要、也更具有决定性的是，历史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它们所固有的逻辑，以及所承载的内容！更何况──正如本文作者所一再指出的那样，托氏的这些思想、理论中，也还包含了一些明显的缺陷与不足，甚至是矛盾和混乱。所以，整个来看，对托洛茨基一生所作出的思想理论贡献，似不宜估价过高。 

　　应该看到，在托氏的思想活动中，信徒一般的忠顺、执着与思想家的独立意识、创造冲动总是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主导其精神创造活动的两条并行线。这两条线，时而交相激荡，发出撞击的嘶鸣，时而和谐共振，奏出动人的音符。由此构成了一种我称之为「托洛茨基理论困窘」的思想现象。大体说来， 这一思想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先假定有一套不证自明的公理系统，再按照它所给出的公设与步骤来演算历史运动。但由于历史运动是变量不是常数，是革命质能公式中的「X」，为了使演算结果符合公设推导的标准答案，这就需要托洛茨基运用他的理论活动，去补足运算中的缺项，把未知数变成已知数。前者──公理系统──给定了托氏理论活动视域的最大接口，后者──历史中的未知部分──则为他的理论创造留出空间，使之能够作一定量级的跳跃和偏离。由于规则限定，托氏的创造既有可能在他目力不及的远方与系统的某些方面发生冲突，同时也有可能在他目力所及的地方注意尽可能地与系统保持一致，不作太大的偏离。所以，与教条主义相比，托氏的理论多了几分机会主义的气息，而与机会主义相比，却又多了几分教条主义的意味，最后，与这两种主义相比，又不免多了一些修正主义的性质30，只不过，它不是为了使理论符合现实而去修正理论，却是为了让现实满足理论而去修整现实、提升现实。 所以，托氏的理论最终总免不了有些急躁、操切的痕迹。 

　　在我看来，这样的「理论困窘」，是托氏一生的宿命，也是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托洛茨基主义及其运动──包括他所创立的第四国际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所在！亦如他早年的飘忽身影，正是他时而孟什维克、时而中间派、时而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摇摆所投射的影像一样，托氏在其后半生倾尽全力所开展的反斯大林斗争，之所以在现实中处境尴尬，模样难堪，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说明。尽管我们不能否认，托氏的斗争确实有坚持十月革命理想的一面，但作为一种运动而不仅仅只是思想，他自身所固有的窘困，却早已将他设定在一个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二难境地，再难以走出那个自我相关、自相缠绕的怪圈，而只能勉力地去担起命运的重闸，扮演起一个左右受敌，进退两难的尴尬角色。因此，即使是托洛茨基本人，也很难摆脱那个斯大林恶咒对他的困扰（斯氏常指斥他反对列宁、反对列宁的党、反对列宁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等），很难摆脱他与整个布尔什维克党、与整个苏维埃社会的关联，因而总是竭力想把自己所反对的和自己所捍卫的东西区别开来。他既无法否认苏联的存在，又无法接受苏联的现实，便只好极力将斯大林与俄共党、将斯大林的专制体制与苏维埃社会的制度与性质区别开来。所以，他从始至终都不肯放弃苏联是个「工人国家」的政治判断。而他愈是想彻底解开那个缠绕不清的结，就愈是陷入到更深的矛盾与痛苦之中31（他在理论上一步步的退让与此不无关系）32。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整个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困境与尴尬。 　 

　　以上自然也只能算是一种个人角度、个人眼光。对托洛茨基来说──不管是就其思想还是就其活动，分歧和争论总是难免的。所幸的是，在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之后，如今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已大体能够按照历史和事实，尤其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方向来客观进行，而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动辄就从典册章句出发，动辄就要看他是合于典章还是不合于典章。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过去看得不太清楚的问题，如今已可以看得相当清楚；一些过去因为种种禁忌而让人不敢触及的问题，如今也已变得不再那么的森严和不可冒犯了。所以，即使迄今为止，托洛茨基仍是唯一一位没有获得正式平反的反对派领袖，但在许多研究者心目中，当年由斯大林一伙所强加给他的那些罪名和指控，则早已反过来，成了斯大林时代独裁、专制的耻辱柱。它们显然已不再是对托氏评价的障碍。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对托洛茨基的公正评价，或者说恢复托洛茨基本来面目的问题，应该不会再是甚么太困难的事。从这一点说，我对〈托文〉作者所作出的研究和努力是尊重的。我不能苟同的是──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而言，如果只是一味地执着于一种全面翻牌的逻辑，无视托洛茨基思想与活动中的那些缺陷和不足，硬要将过去的一无是处改写成一无所非，把一塌糊涂说成全面正确，通体透明，以便再为人们塑造出一个无所不知的「先知」或「救主」，那么，恕我直言，这与其说是在恢复托洛茨基的「真实面貌」，倒不如说是在制造新的神话与迷信！而今的读者，又还有几人会认真地相信这样的神话和迷信呢？ 


注释

　　1 《视界》第6辑，第231-232页。   
　　2 见〈给代表大会的信〉，即所谓「列宁遗嘱」。列宁在信中首先就提出扩大中央委员会人数（增至50-100名）以防止可能发生的分裂的建议。对此，他直言不讳地写道：「……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