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它为后来以新经济政策为标志的战略大转移作了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并由此而成为列宁晚年一系列思想嬗变的开端和起点。沉醉于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梦想中的托洛茨基，却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也不理解新经济政策所包含的巨大历史意义，所以他才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一道，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后果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从理论上讲，托洛茨基等人是不相信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但无论是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表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中，还是从托氏所主张的工业化、集体化、计划化要求中，实际上都暗含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逻辑。或者，审慎一点看，起码也可以说，托氏等人在欧洲革命迟迟没有爆发的情况下，怀着如何将俄国革命坚持下去的忧虑，迫切希望能够尽快地加强它的社会主义因素，减少和限制资本主义因素，并且尽其所能地保持它纯粹社会主义的性质。正是沿着这样一种思路，托氏等人才认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得到恢复的商品货币关系，以及重新活跃起来的个体、私有经济，不仅中断了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梦想，而且还加强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并使富农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加剧了农村的阶级斗争态势。为此，他提出的加速工业化，实行集体化，向富农课重税等主张，其着眼点，都是为了抑制新经济政策的「消极因素」（资本主义），加强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问题在于，俄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否真像他们所担忧的那样，已经严重到了如此危险的程度呢？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正像今天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苏俄政府当时所使用的「富农」一词，是个标准混乱，含义模糊的概念。按照这个边界并不清晰更远远谈不上科学的称谓所统计出来的富农数，在集体化以前的1927年，也只占总农户的约3.9%左右，其经济水准则只略当于战前的中农，或比中农稍好一点14。其次，关于农村中的两极分化现象，无论是当时的统计还是事后的研究均表明，这种分化实际上是一种有利于共同富裕的积极现象。因为，农村的分化层主要发生在贫农阶层，其分化趋势是大量贫农上升为中农，少量贫农则因各种原因破产沦为农村无产阶级；直至集体化开始之前的1927年，中农已占到农村人数的62.7%，贫农则只占33.4%──这就是所谓的「中农化」现象。对此，无论是生前的列宁还是后来的布哈林，都对之作出了积极评价。而两极分化的分化层应是中农15。若少量中农上升为富农，大量中农下降为贫农，则可谓之两极分化。应该注意区分这两种分化的不同性质，还应该看到何为主体，何为支流。从这个角度看，当时农村分化的总趋势主要是良性而非恶性。再次，是关于农村个体经济包括一部分富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是姓资还是姓社？这个问题，以其说是一个现实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观念问题。而托氏等人正是出于其直接过渡的传统观念，才对之作出了否定性的评价，惊之为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扩展。由此可见，托氏虽然在名义上并不反对新经济政策，但他沿着战时共产主义的思维惯性所得出的结论、对策，实质上与斯大林后来的做法并无甚么本质的不同，其逻辑指向到头来还是将导致新经济政策的终结！至于托氏当时提出的工业化是否可行的问题，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愿不愿、想不想的问题，而是有无可能的问题，是工业化的资金从何而来的问题。如果按照托洛茨基的设想，在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硬要采取削减农业投入（以及向富农课重税）的办法来增大工业投入，别说这本身省不出几个钱，就算真能省出钱来，在低生产、低投入的经济水准下，农业一旦因投入减少而出现萎缩，也会反过来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相形之下，布哈林主张在发展农业以增加农业积累的基础上再来扩大工业生产（投入）的想法，倒是要切合实际得多。 

　　但如果说，托洛茨基当年提出的这些理论和主张尚不失其革命者的真诚，并且尚有其难以摆脱的历史局限和思想局限，故而多少还能让人感到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今天的作者──正如〈托文〉的作者一样，再来不加区别地重复托氏的这些主张，并将之视为唯一正确的理论而给予全面的肯定和热情的颂扬，却实在让人有些不可思议。其中，最让人不可理喻的，就是作者关于计划与市场的那一番新奇的议论了。 



问题三：关于「民主的计划经济」 

　　照我们今天的理解，计划与市场，正如同商品与物品一样，是个中性词，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过去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选择。计划并不意味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也并不就代表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有计划，计划经济也不能没有市场，两者是兼容的，并不具有全面的排异性。 

　　但是，如果倒退二十年，计划与市场就是两种社会制度的代名词；倒退五十年，计划（经济）则直接就是苏联模式或曰斯大林体制的同义语。〈托文〉作者显然属于前者。所以他写道16： 

哈耶克们称计划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其实，苏联早在计划经济实行前的新经济政策──市场经济时，官僚专制就已确立了。而最早提倡计划经济的托洛茨基却是要求恢复民主的，而主张市场经济的斯大林和布哈林则是专制的捍卫者，后来又将其专制从政治领域扩展到了计划经济中。历史证明，不是计划，而是在市场的条件下苏联才走上了奴役之路。 

　　这就很有点让人不好理解了：苏联「官僚专制的确立」是甚么意思呢？如果是指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体系的形成，那么，它早在新经济政策之前的战时共产主义初期（1918年）就已建立了；如果是指众所周知的斯大林专制统治，那么，它也不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而是在全盘集体化和强制工业化的过程中才确立的。换言之，斯大林式的官僚专制究竟依靠的是市场经济还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是集权式的计划体制为斯大林专制提供了稳固的基础，还是反过来，是由于斯大林的专制损害了计划经济，扭曲了计划经济，使之变成了「专制的计划经济」？显然，这些在今天本已不再成为问题的问题之所以会变得如此怪异，原因正在作者头脑中计划与市场全面对立，全面排斥的顽固观念。只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名声不那么可靠，作者只好另辟蹊径，特意从托洛茨基的思想武库中掏出了件「民主的计划经济」来，以示与斯大林的「专制的计划经济」划清界限。其基本思路大体如下：「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十月革命，本已让工人阶级掌握了「（对资产阶级）行使专政的权力」，但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集团，却利用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时期「决定暂时取消其它政党，进而又禁止党内派别存在」的非常时机，迅速崛起，剥夺了工人阶级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的权力。「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工人阶级民主政治」变成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官僚专制体制，所以，「民主的计划经济」首先必须恢复工人阶级的民主，「使工人阶级能够通过民主权利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17，或如托洛茨基所言：「官僚专制必须让位给苏维埃民主政治。恢复批评权利和拥有真正的选举自由是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意味着恢复苏联各党派（从布尔什维克开始）的自由，恢复工会的作用。」18这样，「由劳动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民主地决定其需求的顺序和资源的分配」，只有这种「民主地，自下而上的集中 ──计划，才会获得必需的充分信息，才会符合广大劳动者的需求，才会在计划的执行中获得动力──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使苏联人民摆脱那条「奴役之路」──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富人的经济，它是「通过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获取最大的利润」，因此，资源「首先被配置用来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谁的支付能力多，简单地说，谁的钱多，配置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