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托洛茨基及其评价问题(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没有简单地说他们的主张「大同小异」，而只是说「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说「斯大林的实践是托洛茨基所鼓吹的工业化的一面镜子」等等，应该说，话还是讲得颇有分寸的，由此得出「只有托洛茨基『同布哈林的争论才是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争论』」也并没有甚么错，与「不共载天」的说法也并不自相矛盾。至于讲到托氏的主张至少在时间上与方法上跟斯氏的集体化工业化不同──正像〈托文〉作者在文中所一再争辩的那样，那么，我想提醒作者注意：这其中除了托氏提出的仅仅只是理论而斯氏实行的又仅仅只是结果的差别之外，也还有一个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问题。对于理论逻辑，多伊彻就曾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当托洛茨基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大家完成伟大而艰巨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任务时，克拉辛曾向他问道，他是否充分考虑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含义？并向他提到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通过残酷的殖民掠夺，摧毁英格兰的自耕农，摧毁印度的家庭纺织业等等，才得以完成的。「正是在『印度平原白茫茫』一片尸骨之上，现代纺织业才得以兴起。」据说，托洛茨基听后，当时就跳起来抗议说，他的建议「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对此，多伊彻写道：「这当然不错。但不管怎样，他的立场的逻辑发展不就是将导致『对农民的掠夺』吗？」6据多伊彻说，此后，托洛茨基便很少再使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一语了。也许他已觉察到包含在这一「规律」中的那层不详的阴影？
至于历史逻辑，多伊彻曾针对按照托洛茨基的路子历史会怎样的设问，讲过这样一番颇为深刻、透彻的话7：
如果要问：托洛茨基会把这次革命引向何方？他是否既能使广大苏联人民免遭斯大林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贫困和压迫，同时也能以相同的速度和规模实现工业化？或者他能说服而不是强迫农民合作经营农业？进行这样的推测毫无意义，这些问题是不可回答的……事实上，20年代的政治演变已事先决定了30年代俄国社会改造得以完成的道路。这一演变导致独裁和铁的纪律，进而导致了强行的工业化和集体化。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所需的政治工具在20年代就早已造好了。
问题二：关于新经济政策
1926年，在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联合反对派同斯大林主流派的争论中，新经济政策是个焦点。尽管由于新经济政策是列宁生前所订，在令人崇敬的领袖刚刚去世之后，谁也不会去冒触犯列宁思想遗产的风险，因而，表面上并没有人对新经济政策直接提出批评。但从托氏等人关于加速工业化，加强计划化和集体化，以及出于对农村资本主义因素增长的忧虑而提出的限制富农，对富农课以重税等主张中，还是不难看出，根子就在新经济政策！这是关键，也是双方分歧的实质之一。
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新经济政策的真正意义，是在于它启动了被革命和战争打断了的市场机制，开启了一条通向市场经济的大门。恰恰是这一点，与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明显不符，因此，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初就在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列宁为此而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并将之解释为一种暂时的「退却」，一种「迂回曲折」的进攻。在随后的几年里，列宁为新经济政策倾注了大量心血，写了不少文章，不断发现和挖掘新经济政策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给予新的阐释和提升。大体说来，列宁赋予了新经济政策这样几重意义：
（1）是从非常态的战时体制转向常态的和平建设体制的一种过渡8。在强制与半强制的战时体制下，你可以用超经济方法向农民强行征集「余粮」──或者像列宁后来所说的那样，有时甚至是农民的「必需粮」，但在和平体制下，你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余粮收集制后来引发的严重危机、动荡和全国雪片一般的抗议都已证明：农民决不允许将强制的战时纪律永远盘旋在他们头上！
（2）新经济政策是工农两大阶级政治联盟的经济基石。平等的联盟，必须以平等的交换关系作基础，否则，政治平等就无法得到保障。「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它在哪里？在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9
（3）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适应于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建设道路、建设方法，它「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10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多数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不能抛弃小农，而必须采取与之结盟的战略，为此，就需要找到一种适合他们，为他们所乐于接受的方法，以便在自愿和平等的基础上，改造他们，带领他们一同走上社会主义。改造小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所以，新经济政策也是长期的。
然而，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很多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却一直未能认识到，新经济政策实则是从战时体制转向和平常规体制的一次根本性的战略转移！他们恪守着某些战时共产主义的也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信条和思想原则，将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把商品关系、市场原则等同于资本主义，视个体劳动为危险的自发资本主义势力，所以，对新经济政策实行几年后重新活跃起来的农村经济状况和市场经济关系作出了片面的、也是夸张的估价。
不错，托洛茨基本人早在20年初就曾提出过实行粮食税的建议。多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11：
我从乌拉尔带回大量有关经济情况的考察报告，这些报告的结论，一言以蔽之：必须抛弃战时共产主义。我的实地调查使我相信，因内战条件强加于我们的战时共产主义方式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恢复我们的经济生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引进个人利益的成分；换言之，必须恢复某种程度的国内市场。我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个方案，计划用一种征收粮食税的办法来取代征粮制，并恢复商品交换。
但事实上，托洛茨基当时的认识远不像他后来所标榜的那样，似乎已真的看透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本质，否则，他就不会在自己的建议被否决之后，立即又迅速祭起战时共产主义的法宝，并将之严厉地贯穿到铁路系统的整顿中，进而更提出了「劳动军事家化」，「拧紧螺丝钉」等加强战时体制的口号，由此挑起了一场关于「工会国家化」问题的争论。细观托氏在争论中的主张，他与列宁的分歧，实质上是一个要不要将战时原则继续运用于和平时期的问题。从托洛茨基后来的一系列主张及其表现看，应该说，托氏的思想一直都未能走出战时共产主义的迷雾。
需要指出，人们通常所说的战时共产主义，实际上包含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内容。一类是指那些为应付战争需要而采取的、具有强烈军事化特征的临时性措施；另一类则是指为「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而采取的措施（两者中又有少量交叉）12。后者虽然大多是在战争时期实施的，但其理论、原则，却是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已确定了的，诸如剥夺剥夺者，实现国有化，迅速消灭小农，实现集体化，以及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等等。这是所有社会主义者，也是每个布尔什维克都深信不疑的信条。所以，当列宁提出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时，党内的思想阻力实在不小，就即使是像托洛茨基这类敏感而又务实的领袖人物，也只不过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为缓和巨大的军事压力而被迫作出的暂时退让。列宁则不同。正是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中（此时刚好结束的克里木战役成了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标志），列宁敏锐地抓住和平时代已经到来这个主题，开始从时代转折的高度来考虑如何突破战时共产主义的局限，以实现工作重点也是战略中心的根本转移。可以说，列宁在争论中之所以会在工会国家化问题上发生重大的立场转移（从赞成到反对）13，正是他在时代转折的推动下来重新审视和调整战时共产主义的战略与策略，以为和平时期的建设寻找出一条更适合俄国国情的道路或方法的一次重要探
至于历史逻辑，多伊彻曾针对按照托洛茨基的路子历史会怎样的设问，讲过这样一番颇为深刻、透彻的话7：
如果要问：托洛茨基会把这次革命引向何方？他是否既能使广大苏联人民免遭斯大林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贫困和压迫，同时也能以相同的速度和规模实现工业化？或者他能说服而不是强迫农民合作经营农业？进行这样的推测毫无意义，这些问题是不可回答的……事实上，20年代的政治演变已事先决定了30年代俄国社会改造得以完成的道路。这一演变导致独裁和铁的纪律，进而导致了强行的工业化和集体化。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所需的政治工具在20年代就早已造好了。
问题二：关于新经济政策
1926年，在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联合反对派同斯大林主流派的争论中，新经济政策是个焦点。尽管由于新经济政策是列宁生前所订，在令人崇敬的领袖刚刚去世之后，谁也不会去冒触犯列宁思想遗产的风险，因而，表面上并没有人对新经济政策直接提出批评。但从托氏等人关于加速工业化，加强计划化和集体化，以及出于对农村资本主义因素增长的忧虑而提出的限制富农，对富农课以重税等主张中，还是不难看出，根子就在新经济政策！这是关键，也是双方分歧的实质之一。
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新经济政策的真正意义，是在于它启动了被革命和战争打断了的市场机制，开启了一条通向市场经济的大门。恰恰是这一点，与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明显不符，因此，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初就在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列宁为此而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并将之解释为一种暂时的「退却」，一种「迂回曲折」的进攻。在随后的几年里，列宁为新经济政策倾注了大量心血，写了不少文章，不断发现和挖掘新经济政策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给予新的阐释和提升。大体说来，列宁赋予了新经济政策这样几重意义：
（1）是从非常态的战时体制转向常态的和平建设体制的一种过渡8。在强制与半强制的战时体制下，你可以用超经济方法向农民强行征集「余粮」──或者像列宁后来所说的那样，有时甚至是农民的「必需粮」，但在和平体制下，你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余粮收集制后来引发的严重危机、动荡和全国雪片一般的抗议都已证明：农民决不允许将强制的战时纪律永远盘旋在他们头上！
（2）新经济政策是工农两大阶级政治联盟的经济基石。平等的联盟，必须以平等的交换关系作基础，否则，政治平等就无法得到保障。「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它在哪里？在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9
（3）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适应于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建设道路、建设方法，它「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10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多数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不能抛弃小农，而必须采取与之结盟的战略，为此，就需要找到一种适合他们，为他们所乐于接受的方法，以便在自愿和平等的基础上，改造他们，带领他们一同走上社会主义。改造小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所以，新经济政策也是长期的。
然而，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很多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却一直未能认识到，新经济政策实则是从战时体制转向和平常规体制的一次根本性的战略转移！他们恪守着某些战时共产主义的也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信条和思想原则，将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把商品关系、市场原则等同于资本主义，视个体劳动为危险的自发资本主义势力，所以，对新经济政策实行几年后重新活跃起来的农村经济状况和市场经济关系作出了片面的、也是夸张的估价。
不错，托洛茨基本人早在20年初就曾提出过实行粮食税的建议。多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11：
我从乌拉尔带回大量有关经济情况的考察报告，这些报告的结论，一言以蔽之：必须抛弃战时共产主义。我的实地调查使我相信，因内战条件强加于我们的战时共产主义方式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恢复我们的经济生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引进个人利益的成分；换言之，必须恢复某种程度的国内市场。我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个方案，计划用一种征收粮食税的办法来取代征粮制，并恢复商品交换。
但事实上，托洛茨基当时的认识远不像他后来所标榜的那样，似乎已真的看透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本质，否则，他就不会在自己的建议被否决之后，立即又迅速祭起战时共产主义的法宝，并将之严厉地贯穿到铁路系统的整顿中，进而更提出了「劳动军事家化」，「拧紧螺丝钉」等加强战时体制的口号，由此挑起了一场关于「工会国家化」问题的争论。细观托氏在争论中的主张，他与列宁的分歧，实质上是一个要不要将战时原则继续运用于和平时期的问题。从托洛茨基后来的一系列主张及其表现看，应该说，托氏的思想一直都未能走出战时共产主义的迷雾。
需要指出，人们通常所说的战时共产主义，实际上包含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内容。一类是指那些为应付战争需要而采取的、具有强烈军事化特征的临时性措施；另一类则是指为「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而采取的措施（两者中又有少量交叉）12。后者虽然大多是在战争时期实施的，但其理论、原则，却是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已确定了的，诸如剥夺剥夺者，实现国有化，迅速消灭小农，实现集体化，以及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等等。这是所有社会主义者，也是每个布尔什维克都深信不疑的信条。所以，当列宁提出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时，党内的思想阻力实在不小，就即使是像托洛茨基这类敏感而又务实的领袖人物，也只不过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为缓和巨大的军事压力而被迫作出的暂时退让。列宁则不同。正是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中（此时刚好结束的克里木战役成了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标志），列宁敏锐地抓住和平时代已经到来这个主题，开始从时代转折的高度来考虑如何突破战时共产主义的局限，以实现工作重点也是战略中心的根本转移。可以说，列宁在争论中之所以会在工会国家化问题上发生重大的立场转移（从赞成到反对）13，正是他在时代转折的推动下来重新审视和调整战时共产主义的战略与策略，以为和平时期的建设寻找出一条更适合俄国国情的道路或方法的一次重要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