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上消解了工人运动的政治冲击力？自二十年代以来就持续步入低潮的欧洲工人运动，真的只是几个「领头羊」的错？ 

　　 至于作者在不是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就是无产阶级走向毁灭的独特视角中重构出来的那幅二次世界大战的图景，就更加让人莫名其妙了。如果希特勒的「奥斯维辛毒气室」与盟国的「德累斯顿轰炸」、美国人的「广岛核试验」等，都不过是「资本主义世界」「在击溃了欧洲工人运动后」所展示的「最新型的人类文明成果」，而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也只不过是「斯大林在大战中替资产阶级火中取栗」，那么，又如何来解释「资本主义世界」的英、美诸国要向「资本主义世界」的德国宣战？并为最终铲除那灭绝人性的毒气室而耗尽国力，死掉那多么多的生命？资本主义的美国确实不该朝资本主义的日本扔原子弹，但资本主义的日本又凭甚么要偷袭同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呢？而且，又凭甚么要向至少并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以及其它东南亚各国大举进攻？烧杀虏掠，无恶不作？？如果整个二次大战的历史，只是为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新一轮繁荣」奠定基础，那么，包括中国人、美国人、苏联人、法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菲律宾人……等等、等等在内的所有世界进步力量、进步党团、进步人士所组成的反法西斯联盟，岂不都通通变成了「替资产阶级火中取栗」的罪魁祸首？那场由几个邪恶的轴心国家所强加给世界人民的战争，仅仅只是整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世界杀红了眼的混战？是一场绝大的历史误会？在作者的历史拼图中，各国人民为抗击法西斯，抗击军国主义的危害所作出的英勇斗争，浴血奋战，怎么就变成了这样一幅肮脏的画面呢？世界人类在战时和战后为构建一个相对和平与安全的世界环境、国际秩序所作出的努力（尽管还很不够！）、所取得的成果（尽管还极为有限！），为甚么就见不到一丝踪影呢？  

　　历史，难道真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婢女？  



问题五：关于托洛茨基的评价 

　　说实话，此刻来写这节文字，心里是颇为复杂的，或可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叫做一则以喜，一则以虑。喜者，托洛茨基问题终于是个可以平心静气来加以讨论的话题了──尽管比之于我们在其它问题上的不间断跨越，这一天还是来得太迟了一点，但毕竟也反映了生活中某些值得高兴的变化。虑者，也正是因为这一天来得太迟，以至使不光是托洛茨基，而且还包括共运史上一些很有争议的公案──思潮、事件、人物等，也都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总结。历史的积欠拖得越久、越深，就会给今人或后人的把握与体认增加困难──现今思想理论界在某些方面所出现的偏颇和误会，不能不说与此有很大关系。所以，我常想，假使这类历史的清理能够提早进行（十年？二十年？），那么，至少像〈托文〉这样所表现出来的某些轻率和片面，或许会减少一些罢？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人物中，托洛茨基恐怕是最有争议，也最具传奇色彩和悲剧色彩的人物之一。传奇和悲剧都来自他的经历。在他那极富戏剧性，充满了紧张和冒险的命运多舛的一生中，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黯淡的败落；既有煊赫的权势，也饱尝了失去权力之后的悲苦与屈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社会主义自愿者，到一个一夜之间声名响遍整个欧洲的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从一个只惯于用口和笔进行战斗的文弱书生，到一个挥师统兵，驰骋疆场的红军统帅，这其间的反差有多大？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赢得了那么多的成功与荣耀之后，又会受到那么多的诋毁与迫害。从大权在握，令人生畏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到被革出教门，四处飘泊几无立锥之地的流亡者；从十月革命的直接领导者，到最终竟被指斥为这场革命的最大叛徒，这其间的起伏又有多深？作为权力角逐场中的失意者，前苏联官僚政治中的低能儿，他的后半生真可以说受尽了凌辱与磨难。但作为一个一生都在战斗，一生都在抗争，所谓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的永不屈服、永不言败的不妥协的斗争者，他的精神与人格又确实不无其可圈可点之处，甚至堪称楷模和典范。在某种意义上，托洛茨基本人就是他的「不断革命论」──就其精神实质而言──的一个最好的实践者！一个微缩了的精神标本！但最后，他既不是战死沙场（按这两个字的本义讲），也未能终老天年，而是在他还充满了生命活力与战斗激情的时候 ，悲惨地死于他的对手的阴沉的暗算之下！这就不能不让人在寒透肌骨的悲凉中只好「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了。  

　　至于托氏所引起的争议，则明显来自他那充满了矛盾的思想和性格。 

　　 大约从四十五岁起，托洛茨基就开始了反对斯大林及其专制主义的斗争，并为此而花去了他后半生的全部时间。从力量对比和历史为他所设定的角色去看，这真可以说是一场命运悬殊，徒劳无益的英勇无畏之战！是一场注定没有希望取胜却又不屈不挠，毫不退让与妥协的勇敢者之战！其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誓将斗争进行到底的西西弗精神，固然可歌可泣，可感可佩，但正是这个脚跟一旦离开革命的保护就会受到致命一击的「阿基里斯」，却在历史提供的为数不多的几次有可能使他战胜对手的机会面前，表现出令后来的所有研究者都迷惑不解的软弱、怯懦和无所作为。托洛茨基是机会之神，历史之子，对历史事变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与直觉，深邃的洞见和非凡的胆识常常使他远在历史的大潮还没有到来之前就能听到它隐隐的涛声，并善于抓住由此所造成的一切机会，从而成为驾驭事变的能手──就一如他曾在1905年革命和其后的十月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曾像巫师一般，准确预言了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原则将必然导致的党的蜕化28，也曾提早警告了法西斯的崛起及其造成的危害；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也不幸言中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政策所遭致的失败。然而，也正是这个一再表现出非凡预知能力的「先知」，却在列宁已经将炸弹填好，只等他去动手引爆──在党的十二大上代表列宁出面，去为受到压制的格鲁吉亚人辩护，向斯大林开炮时，他却匪夷所思地放弃机会，以生病为由，拒绝了列宁的吁请！不仅如此，在列宁死后公布列宁「遗嘱」29，按理应照「遗嘱」所示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时（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直接罢免斯大林的绝佳机会），托洛茨基却再次判断失误，不仅未能果敢地抓住这次稍纵即逝的机会，反而有些无动于衷，错失良机，故作宽洪地与他的对手们一起挽留斯大林，由此造成了他一生中最追悔莫及的错误。即便如此，机会仍没有最后离他而去：1925年，当三驾马车突然翻脸，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结成新反对派，与斯大林拉开架式争吵时，托洛茨基只要行动起来，像他之前和以后所做的那样，满怀信心地投入战斗，提早与季、加结盟，那么局面仍有可能改观，历史的天平仍有可能向他这一方倾斜。然而，关键时刻，他却表现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退让与回避，宁愿默不作声地呆在一边袖手旁观，也不肯投入他的火力！眼睁睁看着这最后一次机会同他擦肩而过。 

　　是的，托洛茨基是雄辩家，是弄潮儿。与斯大林这样总是隐身于幕后的党务专家相比，他更适合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在唾沫横飞的讲坛上去施展才华，主宰沉浮。愈是激流滚滚，愈是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他的发挥就越卓越；反之，越是风平浪静，越是按部就班，他就越不知其所措。在那些追随列宁多年的老近卫军中，在那些更多是植根于俄罗斯本土文化、本土经验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中（斯大林就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代表），托洛茨基无疑属于典型的「海归派」、外来人，虽也不乏有他的追随者，必要时也难免会搞些拉帮结派的「小动作」，但他的经历、他的教养、他流亡国外时所受到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