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欧洲汉学(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本上仍是一片空白。毫无疑问，一部有深度的方言语法研究著作将会推进我们对语法历史演变的理解。我在这一领域的贡献是1961年发表的题为《四川方言造句结构的限制形式》的论文，这也许可以看作我本人有代表性的微薄成果吧。
在此，我想强调一点，方言语法的特点有时是从文学作品中发现的。巴金的三部曲《家》、《春》、《秋》分别出版于1933年、1938年和1940年，我们发现，尽管小说的叙述语言是用当时的国语写成，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但小说中的对话包含了许多标准西南官话的语法特点，例如成都话。这些类似的特点都有待于深入研究，无论它们在哪里出现。
汉语语音学和音韵学
在汉语语言研究领域中，历史语音学和音韵学已经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在一部中途辍笔的未完成著作中，高本汉先生依据大量的资料构拟了中古和上古汉语语音。他用现代汉语方言、公元6世纪晚期的文学语言、公元601年出版的韵书《切韵》以及宋代出现的一些韵图等作为资料，构拟了中古汉语语音；在构拟上古语音时，他使用的材料包括周代早期和中期的文学语言——主要是借助于公元前1000年出现的诗集《诗经》中的押韵，以及谐声字也就是含有同一个声符的字。高本汉的研究从清代的伟大音韵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受益匪浅，例如江永（1681－1762）和他的弟子戴震（1724－1777），清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和他的儿子王引之（1766－1834）以及江有诰（1773－1851），他们对《诗经》韵部的分类成为高本汉和其他语言学者深入研究的重要起点。
上古语音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由段玉裁取得的，他认为共有一个声符的谐声字可以构成一个音系，归属于《诗经》的同一个韵部。这意味着《诗经》语言的语音结构和那些谐声字的潜在创造是一样的。这条规则当然也有例外，暗示着一些谐声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更早的语音阶段，也应当注意到，另一些谐声字的产生晚至公元前480－前221年的战国时期。
高本汉先生对上古汉语语音和中古汉语语音的构拟，在他的《古汉语字典重订本》（1957）中可以清楚地看到。Tor Ulving根据高本汉的构拟重新编写为一本非常有用的书：《上古和中古汉语字典：根据高本汉古汉语字典音序排列》。
应当注意到，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第一册是1915年问世的，一年以后，索绪尔的遗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第四册也是最后一册于1926年出版，比布龙菲尔德的先锋性著作《语言论》（1933）要早7年。高本汉是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传统的学校中接受教育的，因此，一辈子对结构语言学不感兴趣。这也非常自然地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不少研究结果被后来使用音位分析方法的学者批评和修正——代表人物是赵元任，集中在他发表于1941年第5期《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的重要论文《古汉语的特性》中。
许多学者，包括中国、日本和西方人，上半个世纪在汉语历史语音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董同龢、李方桂、罗常培、李荣、周法高、周祖谟；桥本万太郎；Paul K.Benedict, Nicholas Bodman，Andre Haudricourt，Sergej Yakhontov，Jerry Norman，Edwin Pulleyblank，Soren Egerod，Hugh Stimson白一平（William H.Baxter）。
在白一平的著作《古汉语手册》中，他列出了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详细构拟，这一构拟比此前的所有分析都更为中肯。白一平的构拟有的跟此前的分析大相径庭，这也正说明了在这一问题上要达成一致认识的巨大困难。
在过去，学者们都注意到《说文解字》（公元121年）中小篆的谐声现象，并广泛用作周代早期语音构拟的材料。由于20世纪古文字学的发展，许多金文文字——跟后来的小篆形态大不相同——都已经得到认定和分析，毫无疑问，古文字学界和历史音韵学界学者之间的进一步紧密合作将会取得重要的成果。
汉语的分期
按照纯粹的语音标准，我们可以把现代之前的汉语发展历史分期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上古汉语时期，大概在周代早期和中期，公元前1000年的前一半时间。(2)中古汉语早期，在公元601年的韵书《切韵》中定型化，是6世纪晚期的标准文学语言。(3)中古汉语晚期，晚唐时代（公元9世纪）的语言，在宋代的韵图中定型化。(4)古代官话时期，在1324年出版的《中原音韵》中得到体现，从这一时期戏曲作品的用韵看，反映了13世纪中叶的语音状况。这一语音阶段的构拟成果主要体现在Hugh Stimson的深入研究中。
未来的研究可能会更好地揭示出公元前206－219年的汉代标准文学语音结构，从而架起沟通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之间的桥梁。在罗常培和周祖谟两先生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两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之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第一分册中，已经给这一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著作中，基于汉代早期和晚期的诗歌韵律，作者已经考察了两个时期诗歌韵部之间的差异，并且详细说明了当时许多方言都偏离于标准语言。根据周祖谟的口信，计划中本书第一分册的续集早已完成了，但非常遗憾的是，其他分册依然没有出版。
语法研究
这是一个奇怪的而令人窘迫的事实：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在1881年出版的著作《汉语语法》至今依然被视为古汉语语法最全面可靠的描述。
传统语法研究的主要集中在编撰程度不同的综合性语法书、虚词功能概论、个别的虚词或句法结构的专著和文章。
现代已经大量出现程度不同的综合性语法书，尤其是本世纪40年代及此前。大多数此类著作的通病是采用完全不同时代的材料作为例证；语助词概论的用处也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抵消，其例证是脱离上下文的。比较有价值的是研究虚词或句法具体个案的专著和文章，代表人物有Joseph Mullie，Walter Simon, George Kenned，Angus Graham。我希望借此机会向耶鲁大学前任教授George Kennedy表达我的敬意，他对许多汉学论题天才的贡献使我个人受益匪浅。
先秦著作如《孟子》、《庄子》、《左传》等的语法和文体互相之间差异颇大，就像恺撒、塔西佗和李维的拉丁语著作之间的差异一样。假如我们想要真正理解古汉语语法，我们所要做的首先是深入分析大量重要作品的特殊语法和文体：《孟子》语法、《庄子》语法、《左传》语法。在这些具体的语法研究之外，我们还需要大量探讨虚词和句法结构的专著，考察所研究的文本中每一个特殊虚词或每个出现的句法结构。在这些个案研究基础上，我们最终也许可以比较充分地了解古汉语语法的演变。
我对近古时期的《左传》文本和白话文巨著《西游记》语法形态的研究，或许对于进一步理解这一被忽视的现象会有所裨益。
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关系
这些年来引发学界重大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周代晚期的大师们所写的巨著，比如《孟子》、《庄子》和作者未详的《左传》，究竟是反映了当时的口语还是完全脱离口语习惯的人为创造。高本汉认为，如果忽略音调差异的话，现代的中国国语只有不超过420个不同的音节，而他所构拟的上古汉语则有多达2250个不同的音节。这意味着上古汉语同音字词素的数量也许并不比现在的英语高出许多。高本汉写道：
《孟子》这部书，如果根据我在《古汉语字典》里构拟的语音系统用西方字母写出来，并且用同样的方法在书后列出词汇表，就是不用汉字表达，对于古代汉语初学者还是很好懂的、最好用的教科书。因此，毫无疑问，《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的发音，如果几十年以后大声读给弟子们听，尽管已有语音差异，仍然是很好懂的。个别字词发生了语音的变异，但书中所记录的孔子的讲演依然很好地体现了他那有教养的标准的口语。（《汉语语法探索》，1951年）
1994年9月16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一次题为“什么是最小语法：近古汉语中的例证”的讲演中，
在此，我想强调一点，方言语法的特点有时是从文学作品中发现的。巴金的三部曲《家》、《春》、《秋》分别出版于1933年、1938年和1940年，我们发现，尽管小说的叙述语言是用当时的国语写成，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但小说中的对话包含了许多标准西南官话的语法特点，例如成都话。这些类似的特点都有待于深入研究，无论它们在哪里出现。
汉语语音学和音韵学
在汉语语言研究领域中，历史语音学和音韵学已经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在一部中途辍笔的未完成著作中，高本汉先生依据大量的资料构拟了中古和上古汉语语音。他用现代汉语方言、公元6世纪晚期的文学语言、公元601年出版的韵书《切韵》以及宋代出现的一些韵图等作为资料，构拟了中古汉语语音；在构拟上古语音时，他使用的材料包括周代早期和中期的文学语言——主要是借助于公元前1000年出现的诗集《诗经》中的押韵，以及谐声字也就是含有同一个声符的字。高本汉的研究从清代的伟大音韵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受益匪浅，例如江永（1681－1762）和他的弟子戴震（1724－1777），清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和他的儿子王引之（1766－1834）以及江有诰（1773－1851），他们对《诗经》韵部的分类成为高本汉和其他语言学者深入研究的重要起点。
上古语音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由段玉裁取得的，他认为共有一个声符的谐声字可以构成一个音系，归属于《诗经》的同一个韵部。这意味着《诗经》语言的语音结构和那些谐声字的潜在创造是一样的。这条规则当然也有例外，暗示着一些谐声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更早的语音阶段，也应当注意到，另一些谐声字的产生晚至公元前480－前221年的战国时期。
高本汉先生对上古汉语语音和中古汉语语音的构拟，在他的《古汉语字典重订本》（1957）中可以清楚地看到。Tor Ulving根据高本汉的构拟重新编写为一本非常有用的书：《上古和中古汉语字典：根据高本汉古汉语字典音序排列》。
应当注意到，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第一册是1915年问世的，一年以后，索绪尔的遗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第四册也是最后一册于1926年出版，比布龙菲尔德的先锋性著作《语言论》（1933）要早7年。高本汉是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传统的学校中接受教育的，因此，一辈子对结构语言学不感兴趣。这也非常自然地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不少研究结果被后来使用音位分析方法的学者批评和修正——代表人物是赵元任，集中在他发表于1941年第5期《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的重要论文《古汉语的特性》中。
许多学者，包括中国、日本和西方人，上半个世纪在汉语历史语音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董同龢、李方桂、罗常培、李荣、周法高、周祖谟；桥本万太郎；Paul K.Benedict, Nicholas Bodman，Andre Haudricourt，Sergej Yakhontov，Jerry Norman，Edwin Pulleyblank，Soren Egerod，Hugh Stimson白一平（William H.Baxter）。
在白一平的著作《古汉语手册》中，他列出了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详细构拟，这一构拟比此前的所有分析都更为中肯。白一平的构拟有的跟此前的分析大相径庭，这也正说明了在这一问题上要达成一致认识的巨大困难。
在过去，学者们都注意到《说文解字》（公元121年）中小篆的谐声现象，并广泛用作周代早期语音构拟的材料。由于20世纪古文字学的发展，许多金文文字——跟后来的小篆形态大不相同——都已经得到认定和分析，毫无疑问，古文字学界和历史音韵学界学者之间的进一步紧密合作将会取得重要的成果。
汉语的分期
按照纯粹的语音标准，我们可以把现代之前的汉语发展历史分期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上古汉语时期，大概在周代早期和中期，公元前1000年的前一半时间。(2)中古汉语早期，在公元601年的韵书《切韵》中定型化，是6世纪晚期的标准文学语言。(3)中古汉语晚期，晚唐时代（公元9世纪）的语言，在宋代的韵图中定型化。(4)古代官话时期，在1324年出版的《中原音韵》中得到体现，从这一时期戏曲作品的用韵看，反映了13世纪中叶的语音状况。这一语音阶段的构拟成果主要体现在Hugh Stimson的深入研究中。
未来的研究可能会更好地揭示出公元前206－219年的汉代标准文学语音结构，从而架起沟通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之间的桥梁。在罗常培和周祖谟两先生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两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之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第一分册中，已经给这一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著作中，基于汉代早期和晚期的诗歌韵律，作者已经考察了两个时期诗歌韵部之间的差异，并且详细说明了当时许多方言都偏离于标准语言。根据周祖谟的口信，计划中本书第一分册的续集早已完成了，但非常遗憾的是，其他分册依然没有出版。
语法研究
这是一个奇怪的而令人窘迫的事实：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在1881年出版的著作《汉语语法》至今依然被视为古汉语语法最全面可靠的描述。
传统语法研究的主要集中在编撰程度不同的综合性语法书、虚词功能概论、个别的虚词或句法结构的专著和文章。
现代已经大量出现程度不同的综合性语法书，尤其是本世纪40年代及此前。大多数此类著作的通病是采用完全不同时代的材料作为例证；语助词概论的用处也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抵消，其例证是脱离上下文的。比较有价值的是研究虚词或句法具体个案的专著和文章，代表人物有Joseph Mullie，Walter Simon, George Kenned，Angus Graham。我希望借此机会向耶鲁大学前任教授George Kennedy表达我的敬意，他对许多汉学论题天才的贡献使我个人受益匪浅。
先秦著作如《孟子》、《庄子》、《左传》等的语法和文体互相之间差异颇大，就像恺撒、塔西佗和李维的拉丁语著作之间的差异一样。假如我们想要真正理解古汉语语法，我们所要做的首先是深入分析大量重要作品的特殊语法和文体：《孟子》语法、《庄子》语法、《左传》语法。在这些具体的语法研究之外，我们还需要大量探讨虚词和句法结构的专著，考察所研究的文本中每一个特殊虚词或每个出现的句法结构。在这些个案研究基础上，我们最终也许可以比较充分地了解古汉语语法的演变。
我对近古时期的《左传》文本和白话文巨著《西游记》语法形态的研究，或许对于进一步理解这一被忽视的现象会有所裨益。
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关系
这些年来引发学界重大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周代晚期的大师们所写的巨著，比如《孟子》、《庄子》和作者未详的《左传》，究竟是反映了当时的口语还是完全脱离口语习惯的人为创造。高本汉认为，如果忽略音调差异的话，现代的中国国语只有不超过420个不同的音节，而他所构拟的上古汉语则有多达2250个不同的音节。这意味着上古汉语同音字词素的数量也许并不比现在的英语高出许多。高本汉写道：
《孟子》这部书，如果根据我在《古汉语字典》里构拟的语音系统用西方字母写出来，并且用同样的方法在书后列出词汇表，就是不用汉字表达，对于古代汉语初学者还是很好懂的、最好用的教科书。因此，毫无疑问，《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的发音，如果几十年以后大声读给弟子们听，尽管已有语音差异，仍然是很好懂的。个别字词发生了语音的变异，但书中所记录的孔子的讲演依然很好地体现了他那有教养的标准的口语。（《汉语语法探索》，1951年）
1994年9月16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一次题为“什么是最小语法：近古汉语中的例证”的讲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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