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福利亚大学的Charles Li教授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无可置疑的是，近古时期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差异，不应比我们所知的当代书面语和口语形态之间的差异更大。特别是《论语》，作为一本对话的记录，理当比其他近古著作更准确地反映当时的口语形态。

让我们来看看《左传》中的例子，《左传》的文本很可能在2300年前就已经成文了，对于一个现代读者来说，《左传》的文体可能显得非常简洁而古奥。但它所记录的对话段落是如此的真实、生动、自然，以至于我个人深信它们反映了当时的口语形态。我选自《左传·成公十六年》中的一段对话就是最佳的例证。楚王正准备和晋国打仗，楚王登上巢车观察晋军动静，了解其意图。从晋国逃亡到楚国的太宰伯州犁站在巢车边，对话就发生在楚王和伯州犁之间。对话以“王曰”开头，伯州犁答以“曰”，楚王的观察和伯州犁的解释交替出现，对话如下：

王曰：“骋而左右，何也？”
曰：“召军吏也。”
“皆聚于中军矣。”
曰：“合谋也。”
“张幕矣。”
曰：“虔卜于先君也。”
“撤幕矣。”
曰：“将发命也。”
“甚嚣且尘上矣。”
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
“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
曰：“听誓也。”
“战乎？”
曰：“未可知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
曰：“战祷也。” 

这段对话如果用现代汉语语音来读，会有许多同音词，听起来不易明白。但是，如果以高本汉构拟的古汉语语音来读，我们将发现同音词会大幅减少，这段对话中的几个词素在语音上是非常独特的。根据对《左传》同音现象的仔细研究，我坚信这段话如果念给当时的人听，一定是非常容易明白的。长久以来我有这种直觉，不过此前尚未深入研究过。我认为，无论是谁尝试把《左传》翻译成西方文字，都应当注意其中的一些对话中所包含的口语特质。（我认为《左传》是挺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中的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如果我的生命还能重来一次的话，我最乐于把部分生命贡献给《左传》的翻译。）

在欧洲和美国或者其它地方，有偏见的学者们常对翻译皱眉蹙额。他们主张，学者应当致力于研究而不应把时间浪费在翻译上。在过去40年里，我已经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为我的母语瑞典语。我坚信，无论是用古文、早期白话文还是用现代汉语所写成中国文学作品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理应如此对待。我有幸熟悉中文并从中受益匪浅，这使我觉得有责任花时间把汉语作品翻译给我的国人，让他们至少可以从中享受到我自己曾经得到的美感怡悦。
布拉格已故的教授Jaroslav Prusek曾经极力主张，文学研究和翻译应当尽力手挽手并肩前行。他在1970年出版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序言中写道：

翻译一部作品会唤醒我内心对作者和作品更浓的兴趣，同时发现有待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通例。我也发现，一个本来只对某部外国文学作品主旨略有所知的人，当他开始翻译时，也就与这部作品的结构和风格发生了更深入切实的接触。

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是多么惊奇。但是，长期把汉语文学作品翻译为瑞典语的经验告诉我，此语确是真知灼见。
我非常高兴地发现，过去十年中，汉语文学作品被翻译为西方语言的数量激增。我希望这一趋势保持下去，希望大陆、台湾与海外华人的汉语文学作品最终成为公认的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怀着这个虔诚的希望，我将结束我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