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第三个特色是，它应该具有确定性。法律的确定性所防止的，当然是有权者肆意的意志。确定性之所以重要，可以从海耶克对"自由"一词的定义中清楚地显现出来。一个自由人是不受他人的专断或肆意的意志（arbitrary will）所支配的人。只有在存在着确定性的法律的社会中，人们才可以避免遭到别人的肆意意志的操控。在一个具有确定性的法律的社会中，即使有权力的人在下命令时，他也得依照法律所规定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受命者所服从的是法律而不是统治者。韦伯（Max Weber）认为这是现代法治型权威的特征之一8。海耶克花了很多篇幅来讨论法律的确定性的问题。这牵涉到酌量（discretion）的问题，海耶克借用两个法官的话来对两种法律理论作一个对比。首席大法官马歇尔（Chief Justice John Marshall）的一句话所代表的是将法官的酌量权减到最低程度的看法，也就是说，法官并没有甚么权力作自己的判断。他说："那种与法律的权力（the power of laws） 相区别的司法权力（judicial power），是根本不存在的。法院只是法律的工具，毫无自己的意志可言。"与此相对反的观点是霍姆斯大法官（O. W. Holmes）的看法，他说："普遍性的法律并不能裁定具体的案件。"（页156，中译194）海耶克认为要确保法律的确定性，马歇尔对法律及司法的看法是他较能接受的，所以他希望能把酌量权，尤其是属于行政系统的，减至最低。但是，事实上这种要求与对法律的普遍性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法律或规则，在具体的事件中一定须要解释（interpretation）。普遍性越高，解释的余地就越大，这是不能两全其美的事情。普遍性与确定性之间，只能求一个调和的中庸之道。
法治如何作为自由的基础呢？它如何能为自由提供保障？法律的确定性可以防止统治者的肆意意志是显而易见的。海耶克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还是集中在普遍性及平等性这两个特质上。他认为自由是由法律所创造出来的成果，而不是前于法律就存在的东西。他认为符合法治理念的法律并非不自由，因为当一个人服从这种法律时，他并不受到别人专断意志的强制，所以，海耶克极力反对边沁（Jeremy Bentham）的一句名言："每一条法律都是对自由的一种侵害。"（页60）但是，这句话正是消极自由概念的提倡者对自由的了解所必须要接受的。海耶克拒绝了这句话，然而他一方面又承认他的自由概念是消极的，这就引起了观念的混乱。我这里只指出这点，在后面对他的自由概念作批评时，我将做较详尽的讨论。法律如何创造自由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没有选举制度的社会中，人们没有投票这种自由。只有在设立了选举制度及其相关的法律之后，人们才能享有这种自由。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由法律创造出自由的例子。但是是否所有自由都是这种建制内（institutional）的自由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法律的普遍性如何能够为自由提供基础？为了处理这个问题，海耶克将抽象及普遍的法律与命令（command）做了一个对比。命令是由一个或一群人下达的。一般而言，命令是指令一个人或一群人去完成某一件具体的事情。军队中命令是上级与下属之间的正常关系，一个上级下命令总是要他的下属去完成某一项特定的任务。但是，命令当然不止在军队中才存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充满着命令的现象。妈妈叫小孩去买东西、老师叫学生交功课，都是命令的现象。就海耶克对自由的定义，命令当然就产生了强制，因而也造就了不自由。抽象的普遍规则则不然，它并不是要人们去完成某一项下命令者所要达到的目的。在人们遵循抽象规则行事时，他们所遇到的是一组规定他们在完成自己的目的时所必须遵循的程序及规范。行动者在这里所做的是他自己想要做的事，而不是完成别人的意志，因而，他是自由的。法律就好像自然律一样，它构成了环境的一部分，但是它却不构成强制9。海耶克一再地将法律比为自然律（页142、153），并指出两者相同之处就在于它们都只是人们生活情境中的一部分，但却没有指定人们去做甚么具体的事情，因而也不是强制。当然，我们可以说自然律及自然环境是人们无法避免的。但人制订的法律却不是天生的，因而并非不可避免。然而，由于世界的构成使得我们不得不有一套规则来规范我们的行为，所以虽然法律不一定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仍旧无法避免它。
平等性又如何能保障自由呢？前面已经说过，法律在有些情况下不得不进行分类及区分，所以完全的平等性这个理念并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如果人们在制订法律时，知道法律也一样地可以应用到自己的身上时，为了自利起见，他们也不会制订出一些对人们不利的及限制人们自由的法律，因为它也可能应用到他们自己身上。再加上前面提过的，如果法律对人们所做的分类是两方面都能够接受的时候，那么即使有些区分会造成一些不平等，它也不会构成甚么祸害。由于上述的理由，平等性虽然不能完全实现，法治仍能给人们提供最高的自由。
四
对于海耶克的自由理论，我将从两方面作出批评。第一项批评是针对它的自由概念的含混不清，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不一致性。第二项批评则是针对法治作为自由的基础究竟是否足够，以及海耶克是否能真正的规避诉诸自然权利作为自由的基础的问题。
（1）海耶克将自由界定为不受他人专断及肆意的意志操控而变成别人的工具，以去完成他人的目的。在这个定义下，自由与选择是不同的东西。即使在受他人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仍然有选择，但是，他却丧失了自由。其次，海耶克认为自由是由法律所创造而非前于法律就存在的东西，只要法律符合法治的要求具有普遍性等特质，自由就得到保障。我想这两种讲法都是错误的。
把自由与选择的多寡视为是不相干的目的，主要是要把强制性的操控（coercive manipulation）与别人为我们服务而设定的条件作出区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当然存在，而且是重要的。但是，把后者视为与自由无关的话，就会把自由以及强制这两个概念所具有的程度性这个特点完全抹杀掉。
海耶克之所以要对强制性的操控与别人为我们服务而设订的条件之间作出区别，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市场这种机制并不会对别人的自由构成限制，因为在非垄断性的市场中，人们并不会被一个服务或商品的提供者所控制。如果你不满意甲的服务或他所卖的商品，那你可以光顾别人。但是，就这个意义而言，一个垄断者（monopolist）还是对你构成了强制，因为除了他之外，你不可能光顾别人。海耶克自己也指出："如果某个垄断者是沙漠绿洲中一水泉的所有者，那么他就有可能实施真正的强制。"（页136，中译167）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你仍有选择不买他的水的自由而宁愿口渴而死，但是，我们会认为这种选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像俗语中强盗拿着刀对你说"要钱要命"一样的是没有选择一样。自由及强制都是等级性的概念，它们有程度的多少之分，海耶克也承认这点（页138、146），但是他的强制概念却把这个特性消灭了。强制变成只有在我被迫去做某一件我所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才发生。我想这一切混乱都是由于海耶克违反常识地把自由与选择区分开来的后果，如果自由是有程度之别的话，那么它就必然与选择连在一起。选择越多就表示越自由，反之则越不自由。强制也一样是一个程度性的概念。强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