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在主要页幅。因为缺乏可计算性，质的和理论的研究在麦当劳化的社会学中几无片瓦之地。 
    在主要期刊中易于被发表的文章一般建立在大样本研究上。不是因为社会更需要大样本研究结果，而是因为这种研究更容易出统计显著的结果。这和快餐店中的大大汉堡现象相似。 许多人认为大汉堡好因为它大，认为麦当劳好因为它卖出去的汉堡最多；许多人也认为一个涉及大样本并且统计显著的研究是重要的。 这两者情况下，数量成为可以替代质量的东西。换句话说，在快餐店和在社会学界（至少在讨论相关性和其它统计测量时），都体现出“越大越好”的偏好。 
    这种偏好和强调的结果是，大笔研究基金被用于收集建立大型数据库。而基于这些大型数据库的研究将更容易被发表在主要的社会学期刊上。因为这样数据库和论文都对对方派上用场，并且符合越大越好的立场嘛。 
    进一步说，社会学研究和麦当劳店都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即：评价质次质好太难，那么我们就应该论量不论质，或以量论质。这是质的研究和理论文章相对缺乏的另一个原因—审稿人怎能判断人种志描述和第一人称的经历呢？ 他或她如何能估计一个新的理论的准确程度呢？这些评价是有的，但仍然很难很主观。结果常常是审稿人之间意见不一， 期刊主编干脆闭眼不发了之。相反，由于数字和统计的客观特征，量化研究一般总会得到审稿人的一致评价，主编也很容易决定发或不发一篇文章。 
    第三个，也许不那么重要的量化泛化的因子是，这种文章在篇幅上容易都差不多。太长和太短的文章都不好被发表。因为，太短了会被人认为缺乏深度，太长了又合不来学术期刊的条理化了的形式。过关的长文章一般都会被要求删减一些，结果质量上也会打个折扣。 
    著作长度也是出版研究（包括理论研究）专著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现在出版成本直线上升，出版商的数量又因为市场竞争在减少，加上多数社会学家都不会点出50美金以上去买本书，出版商对成本变得很敏感。著作越长意味着成本越高。愿意出版专著的出版商常常会坚持要求删节，有时要求大量删节。这种删节常常会伤害著作的质量（尽管有时会对质量有所帮助）。更有甚者，一些出版商会在作者提交著作之前对字数和页数提出苛求。 
    第四，在美国社会学界强调出产大量可供发表的论文。正如布迪厄所说（1984a:125）， 研究者“为展示工作量不惜牺牲一切。”量化迷不仅仅存在于社会学界。这与美国学术界的终身职位制度有关，与之相联系的还有学术界常常重量不重质的通病 – 发表文章数好数，文章含金量难测啊！不久前，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因为一份报告而忧心忡忡，报告指出“大约半数的教师相信，在学校的人事升降中，他们的著作仅仅被点数，但无人认真评价之”（Cooper, 1991: A12）。 
    量化因子主宰美国社会学，正如它们主宰快餐店和其它麦当劳化了的社会一样。这个统治无法抵御，量对质的损坏无可避免。 
    可预测性，标准的美国社会学已经达到了穆林斯（Mullins, 1973）讨论过的一种可预测性 – 研究论文在形式上趋于一致，在长度上能被预测。结果是，研究者能很精确地估计工作多长能得到结果。 
    更重要的是，实际上所有研究论文都有一个可预测的形式—文献评价，假设， 结果，图表，解析，结论， 脚注，和参考资料。读典型的美国研究文章给人以吃大汉堡一样的感觉。社会学家知道地很清楚，能指望出什么结果，八股文章如何去做， 正如食客清楚大汉堡里包括发面面包，肉饼，黄瓜片，调味品，和“特品酱汁，” 如何你喜欢把汉堡拆开来吃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一切的要素。知道汉堡包里有些什么和知道研究论文有什么货色一样，都给人一种虚假的满足感。因为两者都是高度理性化的，汉堡和美国期刊中的论文是午餐间碰头的好伙伴。相反，如果在这样的午餐时间读布迪厄或哈贝马斯的近作，那才叫滑稽好笑呢。汉堡和研究论文给人的东西一点不少，挺好；给人的又一点不多，太糟！

   学术审稿的本质增强了这种可预见性。审稿人一般都是提交论文领域顶呱呱的人物， 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荣登审稿人宝座常常是因为提交的文章中引了他们的著作。 审稿人通常期望新作应该建立在他们的著作的基础上，也应该是他们“学派”的一个部分。平淡无奇自无一席之地，红杏出墙更会惨遭辣手。常规科学的产物，那些在主导范式下的细微改良，才是屡投屡中的高手。 
    整期整期的学术刊物都在某种程度上可被预测。我们早知道每一期都主要是形形色色的量化研究。许多期又都意思意思一下，发一篇理论或质的研究，免得让人批评。 
    效率至上性，这种文章的高效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它们能很快被读完。因为它们都有一个明确的格式，老读者读起来不费吹灰之力。评价起它们来也很快，因为这些结构固定，形式统一。 
    炮制这种文章也会很有效率。作者知道文章该有什么组成部分，该按什么样的顺序。 各部分该如何炮制也有章可循。如果有许多文章将基于同一个研究，这些文章的各部分能被预制和预定—文献分析，方法论，图表，参考资料，等等—到时候拿来插进文章的适当点就成了。像流水线作业吗？本来就是嘛。如果是一组分工明确的研究人员在一个课题里工作，流水线作业方式还会被增强。每个部分都交给不同的人员，每个人都专于一项 – 图书情报员，数据分析员，计算机人员，写作人员，理论家，如此等等。这也是为啥社会学文章有越来越多的合著者的原因之一。和制造汽车一样，一组专家比一个通才干活更有效率，和制造汽车一样，这种工作方式也有它的弊病。正像布迪厄所批评：“社会分工把建构社会学对象的过程分裂，具体化，和分割成互不相干的专业之中”（Wacquant, 1992: 32）。 
    如此种种，为有效复制此类研究也提供了方便。各种组成部分和它们的顺序早就写出，研究者只要迅速浏览一期新刊上的相关研究，到计算中心找到同一个数据库，加几个变量，重新处理一下数据。不出几周，一篇复制版文章就成了，被接受的几率还很大，因为被复制作品的作者很可能会切磋，商榷一下。如此反复，关于一个具体课题的知识系统就被很有效率地建成了。 
    技术取胜性，以上所云种种非人化的技术手段不但在外部控制了社会学家，而且把他们作为人在研究中的重要性降低了。研究过程中重要得是计算机，计算机程序，和越来越复杂的统计方法。大量研究交给机器，编程员，模块化了的程序和统计软件。这些技术使研究更加量化，也更可预测因为大家都用技术而非人力，还更有效因为所需无多，惟技术耳。 
    布迪厄、向宝敦（Chamboredon）、和帕斯荣（Passeron ）（1991：5）描述过当代社会学对“科学妙方和实验室小计”的依赖，并且批评“对技术方法的盲从”（1991：10）， 及技术手段对科研创造性地降低和排斥倾向。他们批评“对方法论的过分迷恋者，如弗罗伊德的病号，花一辈子的时间去擦镜片，却从不戴上看一看”（Bourdieu 等，1991：5）。 
    在我看来，当代美国社会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带上了如上所述的麦当劳化的四个特征， 亦即社会学研究，如社会的其它大部分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被麦当劳化。 这种理性化走向它的反面—产生和传播社会学新知识的理性体系存在着非理性因素。 
    种种非理性之一是，全世界的社会学都变得扁平化。麦当劳化，的确有着使事物扁平化的效应。如，快餐横扫美国导致地方风味的减少。地方风味在麦当劳化中闻风而降，它们的许多特色已荡然无存，几乎无法让人辨认它们与原汁原味有何联系。与之相同，社会学的美国模式也在全世界制造克隆文章：欧洲与美洲文章并无二致；洋东和洋西术语已经趋同。 
    这种理性的最大非理性是它的非人化。如塔卡（Takaki）所指出（1990：ix），因为理性化，“自我被限制，情感被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