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家们不甘寂寞，要在数量上取胜。然而，让理论观点合乎期刊文章的篇幅限制还真难。在社会学史中看来，在当代欧洲社会学里看来，合乎理论著作的地方是书籍。但是，在这样一个经验研究占主导地位的学科，已经打上了期刊论文说了算的印记。书籍嘛，好像是属于那些不怎么理性化的领域，像文史哲。 
    被逼去写短文章，美国的理论家只能按经验人员的规程行事， 他们只能把复杂的思想分解成一系列的小块饼子， 也许有点嚼头，容易做也容易消化，可那比的上欧洲同事煌煌巨制的理论大餐！

   为了做这种理论小饼，为了在期刊上发表，理论家们只好屈从于经验工作的评价机制。在已有的理论传统上修修补补的文章才会被发表。为了让大家能接受这些工作，理论家们还必须采用正确的理论背景和参考资料。换句话说，理论家被迫得遵守“常规科学”的规程。尽管是理论的艺术性和创造性消失几尽。 
    理性化还导致美国社会学只发一种类型的理论文章。别指望在这些期刊中发现独特的思想。能发表的文章都是注来注去的文章。这种文章只是理论祖宗和欧美理论的解经学。它们是关于理论的研究而非理论原著。尽管解经也能解出新意来（一个好例子是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不过能出新意的文体已不多见了。 
    当然了，出版理论书籍也有同行评议的问题。 不过，评议书和评议论文可有不同，审议书的人一般对不同意见可以比较开发，即使同一个人审书和审论文也有这种区别。简单地说，书稿比文稿更能接受非理性。篇幅和格式并不重要时，充分发展新观点新视角就有了充分的空间。图书产品也被理性化了，但还不像论文理性化的那样盛， 所以，美国理论家被迫写期刊论文而不是书籍，成为美国理论过于理性化和赶不上欧洲理论水平的原因。 
    造成美国社会学理论麦当劳化的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分重视继承性，一个理论家常常被要求要师出有门。这造成社会学理论的分工细致：理论家要么是结构功能主义者，要么是冲突理论者，要么是符号互动论者，要么是交换理论者，如此等等。一个人只能在某一理论传统下建设，和经验社会学的方式很像。专业化导致了理论发展的过度理性化。在传统范式中增砖添瓦是多么有效率啊。专业化的弊病是对新生事物常常横加指责，不愿取长补短。 
    欧洲理论就没有这样明确的分界线。欧洲理论常常是多个传统的产物。它们要的是与理论祖宗和理论同伴不同的创见。像在法国社会科学，最大的压力是与众不同而有创意（Lemert, 1981）。这种风尚下创造出不少有建树的社会理论家，如布迪厄，福科，德里达，利奥塔，巴什拉，和威理奥。这与当代美国理论界患得患失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很难想出一个当代美国理论家，在原创性和独特性上能和当代欧洲理论的佼佼者一决高低。 
    当然，美国社会学理论也有重要变化。我们发现理论分野正在变得模糊，综合情态正在变得明显（Ritzer, 1990）。但还不够，因为这些综合常常是在某一传统下的综合，而不是综合不同的传统。最好的例子是杰夫理 · 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还被看作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传承（亚历山大和Colomy, 1990）。相似的例子还有费恩的建树（Fine, 1990）被看成是符号互动论的延伸， 库克等的建树（Cook et al, 1990）被看成是交换理论的延伸，等等。与经验知识的贡献相仿，它们如在已有理论上的适度增加，而非蔑视边界的新理论。 
    社会学理论家不光专精于某种理论，而且专精于理论； 亦即他们无视经验研究来创造理论。布迪厄是这种专精的严厉批评者，他相信“与具体研究实践不相结合的‘理论逻辑’对建立社会理论无用”（Wacquant, 1992: 32）。 尽管我不同意布迪厄的这观点，因为我觉得纯理论可以而且已经在社会学中产生贡献，但我只专精于理论或只专精于经验研究都对社会学有不良影响。 
     
    结论 
     
    也许社会学永远不会达到像快餐店被麦当劳化的程度， 当它已经而且还在向这个方向发展。本文讨论的目的是：向读者描述这个发展过程及提醒社会学家正在发生的一切和他们所要注意的，或如布迪厄所说，对此发展保持“认识论警觉”。毕竟，再如布迪厄和华康德所说（1992：183），“你们（社会学家）应该学习如何避免成为在你们社会学实践中的社会势力的玩偶。” 由于麦当劳化的广泛势力，社会学家很有可能成为大势所趋的牺牲品。 
    该谈论本文第三个目的了—更好地了解社会学的当下危机。现在有人见到某个社会学系的关闭，或某个社会学系的缩减规模，都是社会学深刻危机的表现。学校预算缩减时，社会学可能是很容易受到影响的。尽管这些担忧可能太过了，但社会学的问题确实不少，麦当劳是其一个。简言之，麦当劳的胜利进军将进一步导致社会学的原创性减少和其学术装配线上产品的单一化和预定化。如何社会学家的作品变得可预测及无原创，那么越来越多的学术管理人员将会发问：为什么要这些人？至少说，为什么要这么多人？有创造力的学者无可替代，但那些流水线工人和撞钟和尚会遭人疑问并可能被取代。 
    理性化理论可能让人悲观，不过这绝非本文作者的目的。毕竟，是人们自己创造了这个理性化的社会和理性化的社会学。 人们历史地创造了这个世界，但是人们也在每日地再创造这个世界， 人们有能力改变其创造物。具体的社会结构被创造出来，具体的社会结构也会被消灭掉，前苏联的兴衰证明了这一点。应该指出，前苏联的结构是非常非理性的，也许正因为此，它才如此容易分崩离析。理性化的结构，在韦伯看来，是难以被攻垮的。社会学家有能力使这些社会结构消散，他们可以成为高夫曼所云的“危险的巨人。”何哉？盖社会学家们通晓各种社会过程，能以社会学工具解析社会学，在其位也，故能针砭社会制度，消除其最坏结果。社会学家亦能鞭策大众，使之不致盲目接受影响其生存的社会结构。不过，社会学家只有自己克服限制他们和他们工作的理性系统，才能使他们对大众社会的批评更有效用。这可以成为对日益控制我们生活的理性的大反攻的第一役。我承认这只是很牵强人意的主意。但是切记：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所有社会系统都是人类建构物从而也可以成为人类解构物！ 
    本文批评的目的不是消弱社会学本身，而是如华康德一样，“寻求保护而非攻击社会学的认识论安全性。”最终目的是提醒社会学麦当劳的过程，对如何减少和控制其负作用提出建议， 从而建设社会学事业。用布迪厄的话来讲（1992：211）：“我始终在用社会学来清理我的著作中的社会决定因素。”如此说来，本文目的亦即清理当代的主要社会决定因素—麦当劳化—它如何在整个世界及社会学发生影响。 
    最后，说一下社会学的社会学，或元社会学，在社会学学科中的坏名声问题。如上所提到，这恶名来自于该领域的许多琐屑无奇的论文。还有另外一个因素—社会学家们一直不愿意用他们的工具来研究他们自己， 和研究他们如何也受影响每一个人的社会力量的影响。华康德在讨论布迪厄的方法论时提到了这一点： 
     
    社会学的反思性很快惹恼了我们西方人，因为它直接攻击到有关个体的那种神圣意识， 以及知识分子的光环， 这些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没有偏见的，自由探索的，身份优雅的。 
     
    本文可能也会惹恼一些社会学家，因为本文把他们和社会学的一个坏趋势联系起来，而他们不喜欢这种联系，更不喜欢因此挨批评。但是，有必要让社会学家意识到他们也受这趋势的影响，要反抗这个趋势，社会学家得死守学科的核心。意识到了这些，社会学家就可以看到，用自己的工具研究自己，是多么的重要和必要。 
     
    参考资料      
    Abott,  Andrew. 1999. “The Sociology of Work and Occup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87-209.      
    Alexander, Jeffrey C., and Paul Colomy. 1990. “Neofunctiona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