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被驯服”。快餐店对店员和顾客都有非人化的倾向。店员的作用被降低到汉堡装配线上的一个齿轮的地步，或者是给顾客传送汉堡的无心机器。用餐呢，也被降低到类似装配线工作的经历—最好的例子是开车过一个个窗口的外买经验。在社会学研究的装配线上，个体社会学家的创造性也被抽掉。布迪厄批判这种麻木的社会学条例使社会学的艺术性消失几尽。如他形容法国学术界大致是“没有惊奇的世界”（Bourdieu, 1984a: 153）。这是指可预测性吧，又一处麦当劳化了的世界！他又说（1990：26），“对我来说， 知识分子的生活和艺术家的生活更靠近，而不是和学院的繁文缛节靠近。”布迪厄对社会学艺术性的重视，可能使有人有疑问：进攻社会学中的科学？-- 特别是，社会学的， 套库恩的术语，“常规科学”？ 
    在回答此疑问之前，让我们提一个更广的问题：科学本身受得了攻击吗？科学确实有上面所说的特点：可计算性，可预测性，效率至上性，技术取胜性。科学是理性的一个前驱， 毫无疑问，科学及其特性有着积极的发展。进一步承认理性及其要素有许多积极的成果也很重要。但这不能使我们变得盲目，在科学中，在社会学中，理性也有着一些负面的效果。 
    问题不是在于那几个特点，而是在对这些特点的过分依赖—对可量化的研究的过分重视；对越大越好的研究及结果的追求；对大量发表的职业角度的考虑；对八股体例的过分依赖；对专家评审的过分信任，以及由此的过分谨慎；对写，评，读效率的过分专注；对社会分工的过分细化；对可克隆的研究文章的过分强调；以及对非人力技术的过分使用。人类创造性在科学中的角色被降低了。 
    社会学的问题是把科学理性发挥到它的最坏的部分。正如在其它科学中，理性的作用有好有坏，但社会学中，钟摆总是偏向坏的一边，为什么？也许科学理性的要素在常规科学中才发挥得最好。 要成为常规科学，得有一个学科范式才行。可是社会学恰恰缺少这样一个主导范式（Ritzer, 1975/1980）。 若无一个好的范式，科学可能只会成为它本身的拙劣模仿，掉入理性的陷阱。常规科学需要能解释过去的突破性发展并且能预见将来的发展。但社会学也缺少已有的重大成果来导向一个主导范式，也很难在近期有这样的成果。在社会学， 循规蹈矩地跟从常规科学的大旗只会对能“艺术性”思维起妨碍作用，而这样的思维是产生范式革命的基础，或者对社会学更合适地说，产生库恩所言的第一个“真正的”范式。 
    科学的理性化了的实践，特别是它们的极限形式，并不适合于现今的社会学。当然了，它们在其它科学中也有不利方面，可是成熟科学对这些负作用有容错能力。社会学似乎采用了这些理性势陷，但不幸并没有一个可供发展的知识基础，或范式。 不管读者是否把社会学看作是科学，或应该是科学，在当前社会学的现实条件下，它确实太依靠麦当劳式的规程了，而对非麦当劳式的艺术性创造又太不重视了。应该记住，所有成功的科学都包含这样一个混合体：艺术性创造（特别是在革命发展时期）和理性化方法（特别是在常规科学阶段）。 
     

   社会学课本的麦当劳化 
     
    前面的讨论的主要是经验社会学，美国社会学麦当劳化的堡垒。美国社会学的其它方面也在麦当劳化。如在他处我曾抨击过好像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社会学课本，特别是社会学导论的课本。来自出版者，评论家，和采用人的压力使人们看到令人沮丧的千篇一律，平淡无奇的统一模式课本。出版商们特别注意他们的竞争对手的畅销课本。当一个课本，如约翰 · 马绍思（John Macionis ）或吉登斯的社会学入门书，成为买点时，竞争者总要试图找出什么因素使得成功，然后就开始克隆。当一本“新”书成稿时，审稿人总要检查一些因素，特别是使模范教科书成功的因素。如果他们发现缺了什么要素，作者们就得加上它们以使他们的书看起来象成功的老课本一样。重复来重复去，所有的教科书都看起来一个样了。采用教师也是平面化课本的重要同谋。在许多情况下，教师们都喜欢用老掉牙的备课本，这导致他们喜欢用以前的课本或和以前课本雷同的课本。 
    教科书也包含其它方面的理性化。对章节长度，全书长度，阅读对象年龄和年级，销售额，都有个讲究。书只要卖得好，管它质好质次，多多印刷，多多出新版就是了。质量再高的课本，只要卖不动，就会立即从出版商的名单上消失。书要好出还要易读，要效率嘛。要有几个作者和一组作者，根据一两位社会学家所策划的大纲， 大家分头行动，最后合在一起就成了， 还是要效率嘛。书要读起来有效率，给学生一个像在快餐店买份好吃那样方便。 
    出版商使用技术去造书，不过也有例子。如成功的课本对技术手段的重视有时比对质量的重视还要甚。这些技术如附个CD版拉，计算机题库拉，视听带什么的。 这些技术都是人造的，没错，可它们把学生带向一个个非人性化的界面， 而非教学相长，以友辅仁。 
    这导致课本的理性的非理性化。如上所述是与课本有关的非人性化。作者的每一点独特的声音都被消除了。平淡的，可读的，机械的比独特的更重要呢。学生们更多地与屏幕交流而非与教师交流。非人性化是非理性的最极端形式，但不是与课本有关的唯一的形式。例如，对阅读对象年级的量化要求（通常低于大一水平）其实是鼓励他们的有限性而非帮助他们突破和提高。又如，严格以学生为写作对象限制了对作者的其它要求，从而无法使他们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大多数社会学家可以做的比编讲义更多， 如果给他们机会的话。与课本有关的非理性还可以举出来，不过以上的一些足以说明我们的目的。 
    应该指出，课本本身也是卖当劳化过程的一个部分。 课本反映了这样一个观点：让学生去读原版是低效率的。 相反，只要让课本作者读这些书，提要它们，用喜闻乐见的形式给学生表现出来就行了。学生们习惯于课本里的摘要叙述以后，读原著对他们就难了，变得几乎不可能。 
     
    社会学理论的麦当劳化 
     
    也许对以上一些观点很容易反驳，因为我本人是搞理论的。那我就再通过对社会学理论的观察，证明社会学的麦当劳化所言不虚吧。很难想象社会学理论在被麦当劳化，就像很想象巴黎奶油面包被麦当劳化了一样。不过，不幸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两者确实都在发生这样的变化。 
    造成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学科地位低的原因，至少在部分上，是因为它的麦当劳化。在不久前，美国的主要理论家还可以刻意地用不那么理性化的方法来建造不那么理性化的理论。 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必去考虑工作量和工作效率的问题。 现今的非人性化的技术在那个时候要么不存在，要么还很简单，还有，就是那时候是技术被人掌握而不是技术掌握人，如打字机等。由于理论生产的理性化程度不高，理性的非理性的表现也就很弱。主要说来，那时理论家要呕心沥血，灵感勃发，才能生产出理论来。如，米德一生的写作并不多；他的主要作品，《心灵，自我，和社会》是他死后，他的一些学生根据课堂笔记编篡而成的。贺伯特 · 布拉默尔一生也著述不多。默顿尽管多产，可他自己也说过写作有多慢，多费力，多辛苦。高夫曼的作品独树一帜，不入俗套。帕森斯也多产而独树一帜， 很难想象他的长篇高论放到今天会被出版。现在的出版商只会让老帕删之又删，改了又改，以致于无味。 
    那么具体说来，麦当劳化是如何在当代美国社会学理论中出现的呢？理性化理论研究比理性化经验研究要难， 不过理性化已经在几个方面影响理论研究。其一是，美国社会学家比起欧洲社会学家来，要有更大的压力去在期刊上发文章而不是著书立说。在美国社会学中为争终身职位和升迁，经验研究者已经想尽办法去在主要的，有参考价值的期刊上发一定数量的文章。为了和这些搞经验研究的同事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