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与结构：福柯与德里达之争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论文摘要
本文讨论了法国当代重要的两个思想家福柯和德里达的一次争论。福柯在其著作《古典时代的疯癫史》中，通过解读笛卡儿的一段论述，将理性与疯癫对立起来，认为理性排斥了疯癫。在古典时期，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哲学中，理性总是疯癫的对立面，它们是一个对立的二元结构。德里达则批评了福柯对笛卡儿的解读，他将福柯视作结构主义的代表进行了抨击。德里达自己则将疯癫和理性的关系视作是延异关系，说到底，这是解构论向结构主义发起的最初攻击。
This paper discusses a famous debate between Michel Foucault and Jacques Derrida who are important postmodern thinkers in France.Foucault think the reason and madness is the binary opposite by reading Descartes in The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On Foucault’view,Reason excluded madness both in reality and philosophy.Derrida disagreed this points and criticized Foucault’s structuralist reading of Descartes.On the contrary, Derrida treated the relation of reason and madness as tha
福柯在《古典时代的疯癫史》中对理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古典时代的理性为了禁闭和抑制疯癫，它竭尽所能，从各个方面--无论是实践中的社会体制还是理论上的哲学训诫--将疯癫置于耻辱的和混乱的低等位置。福柯的一个例证是，古典时代的哲学家笛卡尔在理论上也是排斥疯癫的。福柯在《病癫史》中短短几页有关笛卡尔的论述却遭到了德里达的批评，这就是著名的福柯与德里达之争。
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谈到了疯癫。在"论可以引起怀疑的事物"中，笛卡尔指出，凡是当作最真实可靠而接受的东西，都是从感官而来的，比如，"坐在炉火旁边，穿着室内长袍，两只手上拿着这张纸，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①这些东西是无法怀疑和否认的，是确凿无疑的，如果不是疯子，只要是正常人都可以对此加以肯定，只有疯子才会指鹿为马，才会如此地荒诞，笛卡尔对此感叹道："但是，怎么啦，那是一些疯子。"不过，笛卡尔接着就承认正常人在睡觉和做梦时也会出现疯子醒着时那种指鹿为马的情形，睡梦中常常会受到假象的欺骗。不过，尽管如此，睡梦中的东西，那些最一般最简单的因素，比如，梦中出现的眼睛、脑袋，手或者身体，尽管它们的位置、搭配、组合、姿态也许是荒唐的，是虚幻的假象，但是，这些器官本身，身体本身"并不是想象出来的东西，而是真的，存在的东西"，就像画家虽然画出一些奇形怪状的人羊或人鱼，不论其想象力如何荒诞、新奇，如何具有虚构能力，但他们使用的色彩是真实的，这样，笛卡尔下结论说，在幻想出来的东西中也"有更简单，更一般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的"。②
福柯怎样理解笛卡尔的这段论述呢?福柯在此看出了理性对于疯癫的排斥。笛卡尔将疯癫视作是理性的对立面，因为理性认为确凿无疑的东西，只有疯子则会荒诞地予以否认，疯子代表了一种错误的认知，它是一个感性错误的例子，当然应当遭到排斥和禁闭。梦虽然同样是一种错误的感知形式--在这一点上，它们是近似的--但是，在梦中，还存在着更一般、更简单的真实，梦并非与真实无缘，这样，"在置疑的经济中，梦和疯癫并不平衡。它们同真理、同真理的追求者的关系迥乎不同。梦和幻觉被征服在真理的结构内，而疯癫则被置疑主体所排斥。"③ 也就是说，置疑主体，理性排斥了疯癫，但并没有排斥梦和幻觉，梦和疯癫在笛卡尔那里既无相同的地位，也无相同的作用。梦可以使理性置疑，它并不否定做梦者追求真理的能力，相反，它激起做梦者追求真相和真理，激起做梦者反复地置疑，激起做梦者的"我思"。但是疯癫却没有这种功能，它无法思考，它既非置疑的手段，亦非置疑的步骤，因为"我思，故我不疯"，我思想的时候，我思维清晰的时候，我具有理性的时候，我不可能疯，同样地，如果我疯了，我就不能思。疯癫不思考，不置疑，因而与理性无关，它不被理性所承认。在福柯看来，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只是对疯癫而不是对梦进行排斥，梦内在于理性主义的结构，疯癫却被理性主义排斥在外。笛卡尔从哲学上排斥和贬低了疯癫，他的这样一句话，"但是怎么啦，那是一些疯子"，即是明证。这句话正表明了对疯癫的轻视和敌意，表明了理性对疯癫的傲慢。与此同时，在社会实践中，对疯癫的禁闭也开始了，理性开始将疯癫拘押起来。这样，福柯的意图十分清楚，在17世纪的理性主义时代，也即是福柯说的古典时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现实中，疯癫都遭到了排斥和禁闭，而这正是理性主宰时代的必然结果。
德里达对福柯的解释进行了质疑。他首先指出了福柯在方法论上的困境。福柯试图写一部疯癫本身的历史，就是说，让疯癫自身说话，让疯癫来谈论疯癫，让疯癫自我现身，而非在理性语言内部来描写疯癫，因为论疯癫的理性语言就是精神病学的语言，这种语言是对疯癫的控制、扭曲和压抑，它将疯癫玩弄于股掌之间，疯癫就是在这种理性语言内部而被迫成为一种流放的充满噩运的客体。福柯书写的就是理性语言捕捉之前的最活跃状态的疯癫的历史，是摆脱了精神病学语言的疯癫的历史，在德里达看来，福柯越过理性来书写未被驯化的疯癫这一计划虽然大胆而有诱惑力，但是，"这也的的确确是他的计划的最疯癫的一面"。①福柯将疯癫的历史视为沉默的历史，疯癫史中既没有语言，也没有主体，因而福柯书写的疯癫史是论述沉默的考古学。但是，德里达的质疑是，"是否存在着一种沉默的历史呢?进言之，一种考古学，甚至关于沉默的考古学，难道不是一种逻辑，不是一种有组织的语言、规划、秩序、句子、句法或工作吗"?②也就是说，福柯试图让疯癫自我说话的历史考古难道能够摆脱理性语言的逻辑和陷阱吗?福柯不是根据精神病学来书写疯癫的历史，但是，只要是书写历史，就必定要借助理性语言的逻辑和结构。如果说精神病学语言捕获了疯癫，那另一种理性语言--即沉默的考古学--难道能放过疯癫?福柯的历史书写怎样保证它不是对疯癫的另一种形式的拘押?这种书写疯癫的方式同精神病学的书写方式结论不同，但实质一样：都是对疯癫的施暴。福柯的书写语言仍旧是一种理性语言，是不同于精神病学理性语言的理性语言。精神病学语言是禁闭疯癫的一种语言，而福柯的考古学不也是另一种禁闭疯癫的语言?这种语言不是同精神病学语言，同古典理性，同众多的理性语言一道成为压制疯癫的同谋吗?福柯在审判古典理性和精神病学语言对疯癫犯下的禁闭罪责时，他同样也犯下了这样的罪责。在德里达看来，所有欧洲语言，所有的欧洲理性语言，都内在地拥有类似于禁闭疯癫的这种历史罪过，福柯为疯癫所作的考古学当然深深地陷入这个历史罪过之中。在理性的语言之内，在秩序之内，让沉默的疯癫开口，只能是再一次地让疯癫闭口。德里达相信，沉默的历史是无法被书写的。一种理性语言取代另一种理性语言，理性对理性的革命，这改变不了疯癫的命运。抗拒理性的革命恰恰发生在理性内部，这种革命最终被理性所招安，所降伏，革命奇特地变成了压制革命的同谋，对理性的革命反过来巩固和证实了理性，这就是德里达在福柯撰写沉默的历史的革命性意图中发现的宿命。
德里达接下来就笛卡尔的论述与福柯展开了进一步的论争。如前所述，福柯认为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排斥了疯癫，但并没有排斥梦和幻觉，因为疯癫无法思考，而一旦思考，就决不是疯癫。但是，在德里达看来，福柯误解了笛卡尔，笛卡尔并没有将梦和疯癫区别对待。确实，笛卡尔先是简单地谈到了疯癫，尔后稍稍详细地谈到了
本文讨论了法国当代重要的两个思想家福柯和德里达的一次争论。福柯在其著作《古典时代的疯癫史》中，通过解读笛卡儿的一段论述，将理性与疯癫对立起来，认为理性排斥了疯癫。在古典时期，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哲学中，理性总是疯癫的对立面，它们是一个对立的二元结构。德里达则批评了福柯对笛卡儿的解读，他将福柯视作结构主义的代表进行了抨击。德里达自己则将疯癫和理性的关系视作是延异关系，说到底，这是解构论向结构主义发起的最初攻击。
This paper discusses a famous debate between Michel Foucault and Jacques Derrida who are important postmodern thinkers in France.Foucault think the reason and madness is the binary opposite by reading Descartes in The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On Foucault’view,Reason excluded madness both in reality and philosophy.Derrida disagreed this points and criticized Foucault’s structuralist reading of Descartes.On the contrary, Derrida treated the relation of reason and madness as tha
福柯在《古典时代的疯癫史》中对理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古典时代的理性为了禁闭和抑制疯癫，它竭尽所能，从各个方面--无论是实践中的社会体制还是理论上的哲学训诫--将疯癫置于耻辱的和混乱的低等位置。福柯的一个例证是，古典时代的哲学家笛卡尔在理论上也是排斥疯癫的。福柯在《病癫史》中短短几页有关笛卡尔的论述却遭到了德里达的批评，这就是著名的福柯与德里达之争。
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谈到了疯癫。在"论可以引起怀疑的事物"中，笛卡尔指出，凡是当作最真实可靠而接受的东西，都是从感官而来的，比如，"坐在炉火旁边，穿着室内长袍，两只手上拿着这张纸，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①这些东西是无法怀疑和否认的，是确凿无疑的，如果不是疯子，只要是正常人都可以对此加以肯定，只有疯子才会指鹿为马，才会如此地荒诞，笛卡尔对此感叹道："但是，怎么啦，那是一些疯子。"不过，笛卡尔接着就承认正常人在睡觉和做梦时也会出现疯子醒着时那种指鹿为马的情形，睡梦中常常会受到假象的欺骗。不过，尽管如此，睡梦中的东西，那些最一般最简单的因素，比如，梦中出现的眼睛、脑袋，手或者身体，尽管它们的位置、搭配、组合、姿态也许是荒唐的，是虚幻的假象，但是，这些器官本身，身体本身"并不是想象出来的东西，而是真的，存在的东西"，就像画家虽然画出一些奇形怪状的人羊或人鱼，不论其想象力如何荒诞、新奇，如何具有虚构能力，但他们使用的色彩是真实的，这样，笛卡尔下结论说，在幻想出来的东西中也"有更简单，更一般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的"。②
福柯怎样理解笛卡尔的这段论述呢?福柯在此看出了理性对于疯癫的排斥。笛卡尔将疯癫视作是理性的对立面，因为理性认为确凿无疑的东西，只有疯子则会荒诞地予以否认，疯子代表了一种错误的认知，它是一个感性错误的例子，当然应当遭到排斥和禁闭。梦虽然同样是一种错误的感知形式--在这一点上，它们是近似的--但是，在梦中，还存在着更一般、更简单的真实，梦并非与真实无缘，这样，"在置疑的经济中，梦和疯癫并不平衡。它们同真理、同真理的追求者的关系迥乎不同。梦和幻觉被征服在真理的结构内，而疯癫则被置疑主体所排斥。"③ 也就是说，置疑主体，理性排斥了疯癫，但并没有排斥梦和幻觉，梦和疯癫在笛卡尔那里既无相同的地位，也无相同的作用。梦可以使理性置疑，它并不否定做梦者追求真理的能力，相反，它激起做梦者追求真相和真理，激起做梦者反复地置疑，激起做梦者的"我思"。但是疯癫却没有这种功能，它无法思考，它既非置疑的手段，亦非置疑的步骤，因为"我思，故我不疯"，我思想的时候，我思维清晰的时候，我具有理性的时候，我不可能疯，同样地，如果我疯了，我就不能思。疯癫不思考，不置疑，因而与理性无关，它不被理性所承认。在福柯看来，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只是对疯癫而不是对梦进行排斥，梦内在于理性主义的结构，疯癫却被理性主义排斥在外。笛卡尔从哲学上排斥和贬低了疯癫，他的这样一句话，"但是怎么啦，那是一些疯子"，即是明证。这句话正表明了对疯癫的轻视和敌意，表明了理性对疯癫的傲慢。与此同时，在社会实践中，对疯癫的禁闭也开始了，理性开始将疯癫拘押起来。这样，福柯的意图十分清楚，在17世纪的理性主义时代，也即是福柯说的古典时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现实中，疯癫都遭到了排斥和禁闭，而这正是理性主宰时代的必然结果。
德里达对福柯的解释进行了质疑。他首先指出了福柯在方法论上的困境。福柯试图写一部疯癫本身的历史，就是说，让疯癫自身说话，让疯癫来谈论疯癫，让疯癫自我现身，而非在理性语言内部来描写疯癫，因为论疯癫的理性语言就是精神病学的语言，这种语言是对疯癫的控制、扭曲和压抑，它将疯癫玩弄于股掌之间，疯癫就是在这种理性语言内部而被迫成为一种流放的充满噩运的客体。福柯书写的就是理性语言捕捉之前的最活跃状态的疯癫的历史，是摆脱了精神病学语言的疯癫的历史，在德里达看来，福柯越过理性来书写未被驯化的疯癫这一计划虽然大胆而有诱惑力，但是，"这也的的确确是他的计划的最疯癫的一面"。①福柯将疯癫的历史视为沉默的历史，疯癫史中既没有语言，也没有主体，因而福柯书写的疯癫史是论述沉默的考古学。但是，德里达的质疑是，"是否存在着一种沉默的历史呢?进言之，一种考古学，甚至关于沉默的考古学，难道不是一种逻辑，不是一种有组织的语言、规划、秩序、句子、句法或工作吗"?②也就是说，福柯试图让疯癫自我说话的历史考古难道能够摆脱理性语言的逻辑和陷阱吗?福柯不是根据精神病学来书写疯癫的历史，但是，只要是书写历史，就必定要借助理性语言的逻辑和结构。如果说精神病学语言捕获了疯癫，那另一种理性语言--即沉默的考古学--难道能放过疯癫?福柯的历史书写怎样保证它不是对疯癫的另一种形式的拘押?这种书写疯癫的方式同精神病学的书写方式结论不同，但实质一样：都是对疯癫的施暴。福柯的书写语言仍旧是一种理性语言，是不同于精神病学理性语言的理性语言。精神病学语言是禁闭疯癫的一种语言，而福柯的考古学不也是另一种禁闭疯癫的语言?这种语言不是同精神病学语言，同古典理性，同众多的理性语言一道成为压制疯癫的同谋吗?福柯在审判古典理性和精神病学语言对疯癫犯下的禁闭罪责时，他同样也犯下了这样的罪责。在德里达看来，所有欧洲语言，所有的欧洲理性语言，都内在地拥有类似于禁闭疯癫的这种历史罪过，福柯为疯癫所作的考古学当然深深地陷入这个历史罪过之中。在理性的语言之内，在秩序之内，让沉默的疯癫开口，只能是再一次地让疯癫闭口。德里达相信，沉默的历史是无法被书写的。一种理性语言取代另一种理性语言，理性对理性的革命，这改变不了疯癫的命运。抗拒理性的革命恰恰发生在理性内部，这种革命最终被理性所招安，所降伏，革命奇特地变成了压制革命的同谋，对理性的革命反过来巩固和证实了理性，这就是德里达在福柯撰写沉默的历史的革命性意图中发现的宿命。
德里达接下来就笛卡尔的论述与福柯展开了进一步的论争。如前所述，福柯认为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排斥了疯癫，但并没有排斥梦和幻觉，因为疯癫无法思考，而一旦思考，就决不是疯癫。但是，在德里达看来，福柯误解了笛卡尔，笛卡尔并没有将梦和疯癫区别对待。确实，笛卡尔先是简单地谈到了疯癫，尔后稍稍详细地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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