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例证。 
       实际上，福柯在许多方面同德里达十分近似。如果说《疯癫与文明》确实存在着形而上学残渣的话，但它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抵制着形而上学。就理性/疯癫作为一个对称的对立命题而言，它们确实符合形而上学的基本模型，但是，在另一方面，疯癫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本质主义概念，疯癫不是自古就有和一成不变的，相反，它是被逐渐地建构起来的，疯癫是社会力量的客体化对象，它本身接近于空的概念，只是在不同时代，在不同的理性背景下，依据不同的外在力量，疯癫才获得它的所指和意义，疯癫的所指和意义因而不再是稳固和确定的。"福柯根本没有界定疯癫，疯癫并非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的认知对象。相反，疯癫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疯癫不是一种疾病。它是一种在不同阶段游移不定，或许是异质性的意义。福柯把疯癫仅仅看作一种功能性的现实：在他看来，疯癫仅仅是一种由理性和非理性、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共同造就的纯粹功能。"②
       作为功能性的疯癫概念也是一个空的能指，它随机地和临时性地等待着意义的填充，这与其说是一个确定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概念。这样机动性的疯癫就抛弃了本质主义的幻觉，抛弃了定义神话，最终抛弃了形而上学诉求。
       《疯癫与文明》始终在形而上学和反形而上学，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摇摆，这是福柯犹豫不决的开篇。此时，福柯并没有下定决心清算形而上学，他现在在全力以赴地清算理性和道德，理性和道德是形而上学的某种表现形式和派生形式，但它决非形而上学本身。福柯后来对《疯癫与文明》中本质主义残渣作了自我清理，他对揭示某种疯癫经验的现象学尝试不甚满意，"疯癫史"似乎意味着存在着某种一致性的疯癫过程，但它同时也意味着语义在不停地变迁着的疯癫。疯癫就这样被福柯的两种取向撕扯着，德里达也正是在此抓住了把柄，他对福柯的空的疯癫概念视而不见，却相反地纠缠于福柯的"疯癫经验"，纠缠于福柯的带现象学痕迹的形而上学倾向。但是，让我们再强调一遍，《疯癫史》的意图并非是对形而上学的清算，它全力以赴所作的是对理性禁闭和道德禁锢发出怒吼，福柯从未对形而上学抱有好感，只是他不像德里达那样在哲学内部专注于清算形而上学本身，不像德里达那样紧紧地盯住作为纯粹的思想形式的形而上学本身。福柯关注着形而上学思想引发的一系列效应和形式，关注着形而上学在历史和当代的一系列现形。确实，福柯对形式、史实、现象更感兴趣，他从它们出发，从另一个途径，揭示了形而上学的神秘化和霸权功用。尽管如此，福柯还是从纯粹的理论和知识的角度对形而上学作了全面的回应，先是在《知识考古学》中，后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中，福柯猛烈地敲响了形而上学的丧钟，在这两个文本中，我们将会看到，他和德里达的分歧其实是最小限度的分歧，是微不足道的分歧，也就是说，只是在形式上存在着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