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对立项都显现为他者项的延异，显现为同的经济中另一个不同者和延搁者"。③双偶对立中的"此项只是另一个不同的和延搁的彼项，此项对彼项进行延搁和区分，此项是延异中的彼项，此项是彼项的延异，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个明显是严格的和无可简约的对立一度被称之为’理论虚构’的原因"。④就此而言，福柯的疯癫和理性之间的严格而又无可简约的对立，在德里达看来，就是一种"理论虚构"。
       对于德里达的指控，福柯的回答姗姗来迟。在差不多过了十来年后，福柯以《我的身体，这纸，这火》对德里达作了反击。福柯还是围绕着笛卡尔的那段论述展开，他坚持认为，梦和疯癫在笛卡尔那里完全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地位，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对立。福柯的论证十分复杂，它几乎紧扣着笛卡尔这两个段落中的每一个用词，每一个句子，句法以及它们的潜在含义，然后对德里达的解读一一反驳。福柯指出，笛卡尔在对梦和疯癫分头展开论证时，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和方式：字面上存在着差异，意象上存在着差异，段落安排上存在着差异，最重要的是，在沉思过程中也存在着差异。而德里达则忽视了这些所有的差异，他"无视原文的布局，肯定文中(至少论梦的一段)含有疯癫特有的强有力的置疑；想象是另外一个人在发表自己的意见，要排除疯癫；最后，认定这一排斥没有任何哲学意义，因为它完全出于浅陋无知。把笛卡尔的排除说成是包括，把排斥疯癫的那些话当成是另外的人对笛卡尔的批评从文中剔除出去，把排斥疯癫说成是前哲学的幼稚，进而把它从哲学家的话中排除出去，德里达为了彻底掌握笛卡尔原文的意思并将疯癫的问题化为乌有，真是费尽了心机。"⑤德里达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排除了笛卡尔的哲学话语对疯癫的排斥。


       但是，疯癫也许不会轻易让步。福柯指出，笛卡尔的这个文本严格遵循两种话语模式：沉思实践和逻辑论证，它是它们的混和体，因而，它需要双重的阅读。也即是说，笛卡尔的这个文本，这个文本中的每一个陈述，都应该嵌入到与它有关的语境中，应该嵌入到与它发生交叉的陈述和话语形式中，而不是像德里达那样"将话语实践化成为文本踪迹，进而忽略话语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对福柯来说，文本应该将自己置于一个实践语境之中，文本同各种各样的体制、中介、阶级、社团、群体、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在福柯这里，文本是一套话语事件，是客观事件，它自我复制、分裂、重复、模拟、扩增。"对一本书而言，我不愿意赋予它这样一个文本身份，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即它既可以作为教学法也可以作为批评的结果而简化处理，相反，我更乐于承认，一本书对于将它呈现为话语，同时也是战争和武器、计谋和冲撞、斗争和伤口、事态和痕迹、不规则的相遇和可重复的场景等显得无动于衷。"①因此，文本占据着整个战略性的社会空间中的某一个位置，它是复杂的力的织物中一个相关性要素。对福柯来说，"全部工作的重点在于分析那些把话语、机构、实践联系起来的事件，知识和系统形式，即德里达文章中只字不提的那些东西"。②这就和德里达的文本理论迥乎不同。德里达不愿将文本置于语境的深渊，不愿考虑文本的外在信息，不愿将文本绑扎在其他要素之上，不愿将文本视作为权力的实践，这就是他和福柯对待文本的根本差异，也就是他和福柯在笛卡尔的那个文本中读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的原因。文本理论如此的迥异，难怪德里达指责福柯的"结构主义的极权主义"倾向后，福柯会如此愤怒地反击德里达主义："这是一种很明显的有特定历史背景的拙劣的教学法，这种教学法告诉学生，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是这样一种教学法：它赋予教师声音一种无限的权威，容许他们无限地重写文本。"③就德里达而言，在读解笛卡尔时，这种"无限的权威"就表现在他可以肆意地和想当然地"删掉了一些原文(只需将拉丁文原文与法译本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被删掉的部分)，省略了行文中的差别(论疯癫与论梦两段在句意和文法上的对立)，抹去了话语的基本特点(实践与论证同时并进)"。
       赛义德将福柯与德里达的文本理论作了如下精辟的概括："德里达的批评使我们陷入文本之内，福柯则使我们在文本内外进进出出。"④这两种理论模式围绕着笛卡尔的这段论述展开了较量，福柯将文本作为一套话语事件置于具体的社会实践语境中，而德里达仅仅局限于文本本身，他切断了文本同外在世界的联系通道，这两种理论在对待笛卡尔的同一段文字时，居然得出了迥异的结论。但是，这两位重要的法国思想家真的没有相通之处吗?
       实际上，两人可以一致地站在反本质主义、反形而上学的旗帜下。德里达的一个主要计划即是挑战形而上学。对他而言，形而上学是一个全盘性的巨大的西方传统，这个传统逐渐累积下来形成某种根深蒂固的常识，也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无意识，德里达将这个西方传统命名为"在场的形而上学"，其框架即是将存在确定为在场。它深信那种基础主义本源论，本源具有优先性、决定性、控制性，万物正是以它为基础生长，漫衍，显现，出场。在表象和本源之间，就存在支配性的逻辑关系，就存在着明确推理式的理性关系，就存在着决定性的臣属关系，这样一种再现式的思维全面浸入到西方传统中，无疑，它也深入到西方哲学中。 
       在德里达看来，这样一种哲学方式和思维方式已经牢牢控制了人们的所思所为。人们总是不自觉地陷入到这种形而上学的操纵中，他们毫不迟疑地在逻辑的轨道里跋涉，他们对任何偶然性都不以为然，他们心安理得地依赖于某些成规、定论、公理，他们慵懒地沐浴在理性的光辉下。在形而上学内部，没有质疑，没有欲望的地盘，没有意外的火花，没有感性的位置；甚至没有隐喻，没有修辞，没有歧义，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争斗，人们总是从这些大词--理念、目的、起源、存在、主体、意识、真理、上帝、理性、人等等--这些霸权式的词语出发，只是从这些准则、目的、标准出发，这样，才会感到心安理得，才可以摆脱盲目，接近真理，抵达理性之岸，才可以确保自身的有效性，真实性和确切性。


       如果说，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已经构成这样一种霸权式的文化控制的话，德里达的的著作就是针对这种霸权的一种解放行为。他将他的全部写作都聚集于对这种霸权的揭露、发现和诋毁上面。关于解构，我们应该明确地将它置于针对形而上学的语境中来对待。德里达相信，形而上学已经深入到各个角落，西方的每个毛孔都透着形而上学的汗渍，我们无一例外地呼吸着形而上学的空气。在这种恐怖的形而上学氛围里，我们怎样摆脱形而上学的控制力量和渗透力量?形而上学不仅仅是穿在身上的外套，它已经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它已经构成思想的天性，构成认知、思考、写作的血肉器官，德里达以一种小心翼翼的警觉方式对一系列的西方思想家进行了耐心的解读，这些思想家包括柏拉图、卢梭、胡塞尔、海德格尔、索绪尔、弗洛伊德，列维-斯特劳斯等，德里达在这些思想家那里发现他们以各自的隐秘方式和形而上学达成了默契，他们既是形而上学的例证，又悄悄维护和扶植这种本质论的形而上学。在这个名单的最后，出现了当时尚未成名的福柯--这一点意味深长，作为形而上学例证的一个代表，福柯同那些经典大师并驾齐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疯癫史》的推崇，而且，德里达在他演说的开头向这部巨著表达了敬意："这本书在许多方面令人仰慕，在广度和风格上强劲有力，对我来说尤其具有威慑力，由于曾有幸就读于米歇尔·福柯的门下，我仍然保留着一个门徒所应有的敬慕和感激之情。"①就此而言，德里达不愿将他对《疯癫史》的解读视作是对福柯的挑战，而是视作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对话，尽管这场对话并不令人愉快，而且德里达将老师划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