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物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Ptolemy体系要用到本轮、均轮数十个之多，而Copernicus日心体系则非常简洁。许多读物上转载了Copernicus表示日心体系的那张图。［８］那张图确实非常简洁，然而那只是一张示意图，并不能用它来计算任何具体天象。类似的图Ptolemy体系也有，一套十多个同心圆，岂不比Copernicus体系更佳简洁？［９］而实际情况是，Copernicus要描述天体的具体位置时，仍不得不使用本轮和偏心圆--地球需要用3个，月球4个，水星7个，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各5个，共计34个之多。［１０］这虽比Ptolemy体系的79个圆少了一些，但也没有数量级上的差别。而且，Copernicus是个“比Ptolemy本人更加正统的‘本轮主义者’”。［１１］
这里需要附带说一句，”简洁”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判据，因为它是以”自然规律是简洁的”为前提，而这无疑是一个先验的观念--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排除自然规律不简洁的可能性。


第三个判据，是从古希腊天文学开始一脉相承，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即”对新天象的解释能力”。1610年Galileo发表他用望远镜观测天象所获得的6条新发现，其中有两条对当时的各家宇宙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当时欧洲的宇宙体系主要有如下4家：
1、 1543年问世的Copernicus日心体系，
2、 1588年问世的Tycho准地心体系，
3、 当时尚未推出历史舞台的Ptolemy地心体系，
4、 当时仍然维持着罗马教会官方哲学中”标准天文学”地位的Aristotle”水晶球”地心体系。［１２］
Galileo发现了金星有位相（即如月亮那样有圆缺），这一事实对上列后两种体系构成了致命打击，因为在这两种体系中根本无法解释金星位相。但是Copernicus和Tycho的体系则都能够圆满解释金星位相。所以在”对新天象的解释能力”这条判据之下，Tycho仍能与Copernicus平分秋色。
最后是第四个判据，也是天文学家最为重视的判据，即”推算出来的天象与实测吻合”。此一判据古今中外皆然，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家则习惯于以一个字表达之，曰”密”，即计算天象与实测天象之间的密合程度。然而恰恰是这一最为重要的判据，对Copernicus体系大为不利，而对Tycho体系极为有利。
那时欧洲天文学家通常根据自己所采用的体系编算并出版星历表。这种表给出日、月和五大行星在各个时刻的位置，以及其它一些天象非时刻和方位。天文学界同行可以用自己的实测来检验这些表的精确程度，从而评价各表所依据之宇宙体系的优劣。Copernicus的原始星历表身后由E. Reinhold加以修订增补之后出版，即Tabulae Prutenicae（1551），虽较前人之表有所改进，但精度还达不到角分的数量级--事实上，Copernicus对”密”的要求是很低的，他曾对弟子Rheticus表示，理论值与实测值之间的误差只要不大于10′，他即满意。［１３］
而Tycho生前即以擅长观测享有盛誉，其精度前无古人，达到前望远镜时代的观测精度最高峰。例如，他推算火星位置，黄经误差小于2′；他的太阳运动表误差不超过20″而此前各星历表（包括Copernicus的在内）的误差皆有15～20′之多。［１４］行星方面误差更严重，直到1600年左右，根据Copernicus理论编算的行星运动表仍有4°～5°的巨大误差，故从”密”这一判据来看，Tycho体系明显优于Copernicus体系，这正是当时不少欧洲学者赞成Tycho体系的原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密”定历法--也即中国的数理天文学方法--的优劣，也是中国天学自古以来的传统。耶稣会士既想说服中国人承认西方天文学优越，他们当然最好是拿出在当时中国人的判据下为优的东西来给中国人。这东西在当时不能是别的，只能是Tycho体系。
丙、Tycho体系相对于中国传统方法的先进性
不少人云亦云的文章都说，当时耶稣会士所介绍的以Tycho体系为基础的西方天文学是”陈旧落后”的。但是”先进”和”落后”都是有时间性的，Tycho体系以今视之固为落后，但是和当时中国传统的天文学方法相比，究竟是先进还是落后，只有对有关史料进行考察之后才能下结论。
《明史·历志一》中，载有当时天文学上”中法”和”西法”直接较量的史料八条，包括日食、月食、行星运动三个方面。这八次较量都是完全以”密”为判据的--双方预先公布各自推算的未来天象，届时由各地观测的结果来衡量谁的推算准确。对于此八条珍贵史料，笔者先前已经逐一作过考证，此处仅列出这八次较量的年份和天象内容：
1629年，日食。
1631年，月食。
1634年，木星运动。
1635年，水星及木星运动。
1635年，木星、火星及月亮位置。
1636年，月食。
1637年，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日食。
1**3年，日食。
这八次较量的结果竟是8比0--中国的传统天文学方法”全军覆没”，八次都远不及”西法”准确。 其中三次发生于《崇祯历书》编成之前，五次发生于编成并”进呈御览”之后。到第七次时，崇祯帝”已深知西法之密”。最后一次较量的结果使他下了决心，”诏西法果密”，下令颁行天下。可惜此时明朝的末日已经来临，诏令也无法实施了。［１５］


而且必须强调指出，能够显示”中法”优于”西法”的材料，在《明史·历志》中一条也没有！这就有力地表明：当时耶稣会士和徐光启、李天经等人所掌握的以Tycho体系为基础的西方天文学方法，较之中国传统方法，有着极为明显的先进性。这当然是以”密”为判据的--值得注意，即使是反对西法的保守派如冷守忠、魏文魁等人，也完全赞成以”密”为判据来定优劣，所以才屡屡和对手一同去进行实测检验。
多次实测检验无一例外皆为西法优胜，这就不是偶然的了。李约瑟认为，当时耶稣会士所持西方天文学有以下六点较中国先进：［１６］
1、交食预报
2、以几何方法描述行星运动
3、几何学小日晷、星盘及测量上之应用
4、地圆概念和球面坐标方法
5、新代数学和计算方法、计算工具
6、仪器制造
这是颇为全面的归纳。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略加讨论。当年王锡阐对于中法之负于西法不服，谓：”旧法之屈于西学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之无其人也。”［１７］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并不比西方的差，只是掌握运用未得其人，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这才屈于西法。其说很容易从感情上在后世乃至当代获得赞成者，然而无情的历史事实是，西方天文学引入之后，中国学者竞相学习，再也没有人如王锡阐所希望的那样以”甄明法意”为己任了。王锡阐本人是进行这种努力的最后一人，他的《晓庵新法》凝聚了他的心血，寄托了他的希望，然而并不成功。［１８］　再往后，现代形态的西方天文学全面植入中土，连中土的”法义”也成为历史陈迹，当然更不可能证明中法会有多少”潜力”──中医在西医大举进入后，至今保持生命力，可以证明它确实有潜力；而如今全世界都只有同一种天文学在实际运作，恐怕只能说明，众多古老文明中的传统天学，还没有任何一个具有能与西方天文学相颉颃的潜力。


２　“阻挠说”完全不能成立

这里要讨论的”阻挠”，暂时仅限于天文学，即耶稣会士是否曾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乃至阻挠中国人接受近代天文学。至于本文后面的结论能否从”近代天文学”推广至”近代科学”，兹事体大，非本文所拟论述。

甲、罗马教廷对Copernicus学说态度之变化
这只需简单列出一个大事年表即可，为了方便读者掌握本文讨论的线索，此处将一些有关事件也一并列入：
1543年，《天体运行论》出版。
1616年，Galileo受到宗教裁判所”训诫”，警告他不得持有、传播和捍卫日心说，只许将日心说视为假说，而不能视为真实的理论。《天体运行论》被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