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其基本方法仍是通过实测建立模型──在古希腊是几何的，Newton以后则是物理的；也不限于宇宙模型，比如还有恒星演化模型等。然后用这模型演绎出未来天象，再以实测检验之。合则暂时认为模型成功，不合则修改模型，如此重复不已，直至成功。当代著名天文学家A. Danjon对此说得非常透彻：
自古希腊的希巴恰斯（Hipparchus）以来两千多年，天文学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改变。［２７］
不少人士认为，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的是”托勒密和第谷的唯心主义体系”，［２８］或“托勒密的神学体系”，［２９］至少是人云亦云的说法，源于对天文学及其历史的无知。
这里涉及中西天文学传统中的两个重大差异。
首先是对天象的描述方法。中国自古使用大流士方法，通过近似公式──在本质上与巴比伦的周期公式相同──去描述天体运动。西方则从至少从古希腊的Eudoxus、Hipparchus、Ptolemy以下，一脉相承，都用几何模型方法。证明这两种方法的优劣不是本文的任务（尽管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毕竟中国传统方法未能产生出现代天文学），但从《崇祯历书》修成以后，几何模型方法──即所谓西法──确实风靡了中国天文学界。中国学者认为西法的一个重要优越性，是可以提供对天象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是中国传统方法所不能提供的。对此李之藻1613年在向朝廷推荐耶稣会士时说得非常明白：
其所论天文志历数，有中国昔贤所未及者。不徒论其度数，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３０］
而明显的事实是，这种用几何模型描述天象的方法，在Ptolemy、Copernicus、Tycho等人手里没有任何区别。因此从方法上来说。Tycho体系不可能妨碍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
其次是宇宙模型问题。众多的本轮、均轮偏心圆固然只是为了方便计算而假设的，并非实有其物，对此Ptolemy、Copernicus、Tycho等人皆无异议，不少中国学者（包括阮元在内）也都明白这一点。但对于地心或日心这种模型的大结构，各家都认为是反映了宇宙真实情况的。而此种宇宙模型，在中国传统天学中毫无用处，也从未产生过。因此Copernicus的日心模型也好，Ptolemy的地心体系也好，Tycho的折衷体系也好，对中国学者来说都外来的新事物，而它们在作为宇宙模型这一点上又是一致的，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学者接受了Tycho体系之后就会妨碍接受Copernicus学说呢？难道中国学者都是先入为主、不会思考之人，以致一旦接受了某种外来之说，就会一味盲从、从此拒绝一切别的更好的学说？


再次是欧洲天文学史所能提供的旁证。众所周知，自Ptolemy以后一千数百年间，几乎所有的西方天文学家，包括中世纪的阿拉伯天文学家，乃至Copernicus、Tycho、Kepler等伟大天文学家，无一不是从Ptolemy的天文学巨著《至大论》中汲取了极其丰富的养料──在这一千数百年间，《至大论》就是天文学的《圣经》。与此相仿，Kepler也从Tycho的工作中获得营养。Ptolemy、Tycho体系在欧洲为Copernicus、Kepler提供了养料，成为他们前进的阶石，难道到了中国就偏偏会成为人们接受后者的障碍？

己、是阮元在阻挠中国人接受日心说
阮元直到18、19世纪之交仍坚决反对日心说。他又是乾嘉学派中的重要人物，对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之不接受日心说，被认为是耶稣会士”阻挠”之故，成为”阻挠说”的重要例证之一。而事实上这种说法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1760年耶稣会士蒋友仁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其解说文字中明确主张Copernicus学说是唯一正确的。此图虽藏于深宫，一般学者无由得见，但后来由钱大昕润色，将图中解说文字以《地球图说》的书名出版（1799）。阮元为此书作了序。阮元完全了解蒋友仁对Copernicus学说的全面介绍，然而真理的力量竟未能征服阮元使他接受日心说。阮元恰恰是从耶稣会士那里知道Copernicus日心说的，他自己拒不接受，怎么能归罪于耶稣会士的”阻挠”呢？
遍查《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以及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撰写的其它重要天文著作，除了前述”实非正解”一语，几乎找不到有什么攻击诋毁Copernicus学说的话语。而恰恰是阮元，不止一次攻击、否定Copernicus的日心学说，例如他攻击日心说，谓：
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畔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其甚焉者也。［３１］
所以，要说有谁曾经阻挠过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的话，那决不是耶稣会士，而是“经筵讲官南书房行走户部左侍郎兼管国子监算学”阮元！［３２］

3　耶稣会士的历史功绩

通过上面的讨论不难看出：
第一，Tycho体系在当时比Copernicus体系更”密”，因此耶稣会士不可能、也无必要用这个比较优越的体系来”阻挠”在当时看来还不那么优越的Copernicus体系，而且在客观上也做不到这一点。
第二，汤若望等人不仅不仇视Copernicus学说，事实上还向中国学者作了介绍和积极评价。
第三，最终向中国全面介绍Copernicus学说的仍是耶稣会士。
第四，如果说介绍了Tycho体系，而未全面介绍Copernicus体系，就是”阻挠”中国人接受后者，那么干脆任何体系都不介绍又算什么？恐怕反而不是阻挠了？
因此，”阻挠说”是一个在史料上既得不到任何支持，在逻辑上又非常混乱，纯属”想当然耳”的、蛮不讲理的主观臆断之说。

在评价耶稣会士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历史功过时，他们是否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耶稣会士是否只拿西方天文学中那些”陈旧落后”的内容来欺哄中国人？答案也是否定的。Tycho体系在当时并不落后，耶稣会士选择它有科学上的理由，已见前述。此外，耶稣会士还曾将欧洲当时非常新颖的天文学成果介绍进来。
例如，《崇祯历书》和《西洋新法历书》中介绍了不少Galileo、Kepler等人的天文学工作。
又如，Galileo用望远镜作天文观测获得的新发现，发表于1609年（Sidereus Nuntius），仅六年之后，来华耶稣会士阳玛诺（Emanuel Diaz）的中文著作《天问略》中已经对此作了介绍。
再如望远镜，1626年汤若望的中文著作《远镜说》一书已经详细论及其安装、使用和保养等事项。而至迟到1633年，徐光启、李天经先后领导的历局中已经装备此物用于天象观测，上距Galileo首次公布他的新发现不过二十余年，这在当时应该算是非常快的交流速度了。


其实，耶稣会士向中国人介绍当时欧洲新的科学成果，本来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他们试图用这些科学成果了打动中国学者，获得中国学者的尊重，从而打开进入中国上层社会的道路。靠陈货是办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当时中国传统天文学毕竟仍有相当的水平。

但是，在评价耶稣会士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功过时，最重要的一点通常都被忽略了。而忽略了这一点，要想得到正确公允的评价是不可能的。
前面已经指出，天文学的基本方法从古希腊到今天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以西方天文学方法为基础的《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是中国天文学从传统向现代演变，走上世界天文学共同轨道的转折点。而这部”西方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耶稣会士在清朝钦天监二百年的工作，无疑为这一演变作出了贡献──这一演变如今早已经完成。
明乎此，就不难看清，要正确评价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功过，不能一味纠缠于中国学者接受Copernicus学说之迟早，却不对天文学发展的历史进行考察和理解。因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之迟早（况且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一体系远非宇宙的真实情况，只是人类探索宇宙的漫长阶梯中的一级而已），而在于认识到，耶稣会士将西方天文学的基本方法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