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目录》。
1633年，Galileo受到宗教裁判所审判，判处终身监禁，其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被列入《禁书目录》。
1728年，J. Bradlay发现光行差，构成对日心地动学说的有力证据。
1757年，罗马教廷取消对Copernicus日心学说的禁令。
1760年，耶稣会士蒋友仁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正面介绍了Copernicus日心学说。
1799年，阮元在《地球图说》序中激烈攻击Copernicus日心学说。
1822年，《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被从《禁书目录》中删去。其实在此之前该书早已在欧洲广泛流传。

乙、三位与Copernicus学说有关的来华耶稣会士
流行多年的”阻挠说”，其思路其实颇为简单，可以归纳成一个三段论：
大前提：罗马教廷仇视和害怕Copernicus学说（烧死Bruno，审判Galileo）
小前提：来华耶稣会士是罗马教廷的忠实助手
结　论：来华耶稣会士仇视和害怕Copernicus学说
根据这个思路，某些学者（包括对这一时期的中西方文化颇有研究的学者）认定，耶稣会士必定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
上面这个三段论，初听起来似乎就象”凡人必有死，Sokrates是人，Sokrates必有死”一样雄辩，其实是大有问题的。首先是大前体就不象”凡人必有死”那样简单，更大的问题是，Sokrates是”人”的子集，而来华耶稣会士并不是”罗马教廷”的子集。特别是在对待Copernicus学说的态度上，他们并不象有些人士想当然所臆断的那样，和审判Galileo时的罗马教廷完全一致。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中，至少有三位与在中国传播Copernicus学说有关：［１９］


第一位是卜弥格（Michael Boym）。他在1**6年将一套Kepler编的《鲁道夫星表》（Rudolphine Tables）转送到北京（《北堂书目第1902号》），热情称赞此书”在计算日全食、偏食和天体运动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最好的”。［２０］该书是Kepler违背了Tycho的意愿而按照Copernicus体系编成的，其中大量采用了Tycho的观测成果，是当时最好的星表。
第二位是穆尼阁（Nicholas Smogulecki）。他曾在南京传播Copernicus学说。这件事在国内不少读物中还被编造成绘声绘色的故事，流传甚广。
第三位是祁维材（Wenceslaus Kirwitzer）。”肯定是一个Copernicus主义者”，［２１］可惜在1626年短命而亡。
上述三人都是耶稣会士，而且发生的事又都在罗马教廷”训诫”Galileo并颁布包括《天体运行论》在内的”禁书目录”（1616）之后。穆尼阁传播Copernicus学说更在教廷审判Galileo（1632）之后。这足以证明来华耶稣会士中在此问题上并不是与教廷完全一致的。
此外，J. Bradlay在1728年发现光行差，成为对日心地动学说的有力证据，教廷在1757年取消了对Copernicus学说的禁令，于是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t）在1760年借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之机，介绍了Copernicus学说。蒋友仁也是耶稣会士。

丙、《崇祯历书》对Copernicus学说的介绍和评价
我们再来看参与修撰《崇祯历书》的几位耶稣会士对Copernicus学说的态度。
参加这一工作的耶稣会士共有汤若望、邓玉函、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rdi）、罗雅谷（Jacobus Rho）四人。清军入关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略加增删改动，呈献请廷，以《西洋新法历书》之名颁行。故此书之最后删订者为汤若望。
《天体运行论》是修撰《崇祯历书》时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２２］汤若望等人大量引用了《天体运行论》中的材料，共计译用了原书的11章，引用了Copernicus所作27项观测记录中的17项。［２３］
更重要的是，还对Copernicus在天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天体运行论》的内容作了介绍和述评。这是Copernicus学说问世不到一个世纪时，耶稣会士在远东对此所发表的述评，因而无疑是天文学史上的珍贵史料，有必要特别提出来讨论。
《西洋新法历书·新法历引》中云：
兹惟新法，悉本之西洋治历名家曰多禄某（按即Ptolemy）、曰亚而封所（按即Alfonso X［２４］）、曰歌白泥（按即Copernicus）、曰第谷（按即Tycho）四人者。盖西国之于历学，师传曹习，人自为家，而是四家者，首为后学之所推重，著述既繁，测验益密，立法致用，俱臻至极。

这里将Copernicus列为四大名家之一，给以很高的评价，而且指出他的学说已经成为欧洲最有影响的几家天文学说之一。这样的判断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所谓”俱臻至极”，当然是指四家在各自的时代臻于至极，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西洋新法历书·历法西传》中云：
有歌白泥验多禄某法虽全备，微欠晓明，乃别作新图，著书六卷。


接着依次简述了《天体运行论》六卷的大致内容。这里虽未谈到日心说，但是：
一、指出了Ptolemy体系“微欠晓明”，有不及日心说之处。
二、还指出了Copernicus有一个新的宇宙体系，即“别作新图”（按照《西洋新法历书》体例，各宇宙体系皆谓之“图”）。
三、指出了日心说所在的《天体运行论》，即“著书六卷”。
《西洋新法历书·五纬历指一》中则直接介绍了日心地动说中的重要内容：
今在地面以上见诸星左行，亦非星之本行，盖星无昼夜一周之行，而地及气火通为一球自西徂东，日一周耳。如人行船，见岸树等，不觉己行而觉岸行；地以上人见诸星之西行，理亦如此。是则以地之一行免天上之多行，亦地之小周面天上之大周也。
这段话几乎就是直接译自《天体运行论》第1卷第8章，［２５］用地球自传来说明天球的周日视运动。这是日心地动学说中的重要内容，很值得注意，尽管随后作者表示他们赞同的是另一种解释。［２６］


《西洋新法历书》是由汤若望定稿的，时间在1**5年，已在教廷宣布《天体运行论》为禁书和审判Galileo之后。作为一个耶稣会士，他能够这样介绍和评述Copernicus以及《天体运行论》，已属难能可贵。他和另外三位耶稣会士在《崇祯历书》中大量译用《天体运行论》中的内容，也同样是值得称道的。

丁、来华耶稣会士是否进行了阻挠？
现在我们可以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来讨论这个问题了：来华耶稣会士是否曾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要是汤若望等人真的象某些人想当然的那样是对Copernicus学说”恨得要死，怕得要命”，那他们完全可以在《崇祯历书》中对Copernicus学说绝口不提，为何要既介绍其人，又介绍其书及地动学说？引用Copernicus的观测记录，即使从技术角度来说有其必要，那也完全可以不提他的著作和”新图”，更无必要将他列为四大名家之一，使之可以与Ptolemy和Tycho分庭抗礼。而且，在一百多卷的《崇祯历书》和《西洋新法历书》中，除了上述”实非正解”，再没有一句否定Copernicus学说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指出，汤若望等来华耶稣会士不仅没有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相反还向中国人介绍了这一学说的某些重要部分，给了这一学说很高的评价，对中国人了解、接受这一学说起了促进作用──尽管在程度上还是有限的。而且，在对待Copernicus学说的态度上，来华耶稣会士们和罗马教廷并非完全一致。

戊、Tycho体系在客观上是否能产生阻挠作用？
Tycho体系当然不是他闭门造车杜撰出来的，而是他根据多年的天文观测──他的观测精度冠绝当时──精心构造出来的。这一体系力求能够解释以往所有的实测天象，又能通过数学演绎预言未来天象，并且能够经得起实测检验。事实上，Ptolemy、Copernicus、Tycho、Kepler乃至Newton的体系全都是根据上述原则构造出来的。而且，这一原则依旧指导着今天的天文学。今天的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