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传媒时代的文化出路

　　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对传统文化的解构具有一定合理性，它打破了传统文化“宏大叙事”的桎梏揭示出人所应有的“酒神精神”，喻示出人的自我与自足性。在一个“现代化”急速前进的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人陷入了无比的焦虑，但后现代主义对文化无厘头的强调则大大缓释了人们的紧张情绪，也不同程度地满足着人们发泄的渴望。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媒体超常发展的冲击下，文化否定迹象不足为奇，这有其深层滥觞：

　　首先，对于“后现代生存”社会来讲，占据社会人的大部分时间的是电视屏幕，它不仅塑造着人们的感官，还直接代替着人们的感知与思考，后现代人是经由电视屏幕获得“现实”经验的，而后现代媒体给予人们的“现实”，却不像人们透过窗户看到的那样，这只是一种假象。为此，博尔斯坦曾说：“今天所谓‘现实’，不过是由媒体技术和编码规则加工过的伪事件、伪历史、伪文化的堆积”，超负荷的信息与符号生产，使得有序解读身体呈现、时尚、生活方式与闲暇消遣更为困难。

　　其次，大杂烩式的世界给人们的往往是眼花缭乱的世界。在这个审美多元的社会，大家已经形成一种审美疲劳，加之这个时代是呼吁个性突出的时代，个性已经没有了极限，越是突出、夸张越是引人注目，这使人们形成一种审美错觉，误以为自己所体验的那种高刺激的生活和高质量的享受就是完美的，这无疑是麻木不仁的悲哀。

　　　再次，浮躁、冷漠、急功近利的世纪转型期心态，促使渴望消解、平衡、互补的情绪产生。领略或经历过上世纪太多变化和动荡的人们到了新的世纪，有的已经变得冷漠麻木，对急剧发展变化的世事见怪不怪、当惊不惊；有的则变得浮躁冲动、急功近利，经济物质潮流的汹涌澎湃使人们身陷其中身不由己、左冲右突、疲惫不堪，这种世纪转型期的心态导致了渴望对功利的消解、对浮躁的降温、对冷漠的刺激、对冲动的平衡、对快乐的补偿等心理情绪的产生，于是只求开心、享受人生的行为成为普遍趋势。

　　最后，现代化进程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促使社会意识出现转型。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和现代管理方式、劳动方式的出现，人们在生活节奏加快的情况下已经没有足够时间休闲地坐下来和从事高雅的艺术活动，没有足够的冷静通过艺术培养接受活动和去完善、充实自己，许多人欣赏艺术只是为了调整节奏，只是为了排遣疲劳，获取被“沉重”所挤占的快乐，因而与此时代生活现状相适应的社会意识产生。

　　后现代主义在否决现代文化霸权之后也陷入了矫枉过正的泥潭，它大肆张扬一种多元文化主义，强调每种文化自足而不可通约。美国人类学者R．本尼迪克特在其《文化模式》中指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模式，很难用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去评价另一种文化，因为人类的行为方式有多种可能性，而每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在无穷的可能性中只能选择其中一部分。文化相对论强调每个文化现象只能用其本身所从属的价值系统来判断，不存在适用一切社会的绝对价值标准，每种文化没有高低、先进与落后之分，也不能相互比较。客观上多元文化主义对于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等做出了贡献，但是它却否认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共通性，甚至把文化说成是内在于各个民族或个体的神秘的东西，在哲学上陷入了不可知论。实际上多元文化主义所主张的文化是一个闭锁的文化，它除了强调所谓的民族文化自净力之外，也会在多元比较中走向灭亡，因为按其自足性而言，它本能地拒斥他者文化的袭人，从而多元文化陷入选择悖谬。这正如以赛亚·伯林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并不存在超然的价值，那么自由的价值本身也不是超然的，而且我们就没有理由非得接受将宽容和相对主义作为一种首要的善(good)，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我们可以拒斥宽容；但自由主义坚持我们应当接受宽容，因此自由主义违反它自己的基本原则。”事实上文化的多元是相对的，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够孤立于世界历史之外，何况在现代传媒异常迅捷的当代社会。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体或民族的文化对其他文化所采取的辩证态度，如果一种文化没有勇于接受外界文化挑战的勇气，那么也说明这种文化生命力的衰微。每种文化都是在一种合理的吐故纳新中延展的，开放性才是后现代文化的真正特征。如果没有文化比较，没有文化普世性的公共特征，那么文化就是不可评价的，人们只能对文化保持沉默，从而谈论“文化迟滞”也不可能。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人创造符号的活动实质上是向“文化人”的一种生成，即使主张“文化自治选择”，也不可能使一种文化不受外来影响而存在，文化本身意味着在世遭际。每种文化是有价值的，因而在其合理性上应主张一种平等的文化对话，而其中求同存异是现实的原则。但文化从来是社会交往的产物，不同文化只是交往的范围和方式不同。随着媒介信息的广泛传播，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他者文化的渗透影响。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包括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在为解决现代的文化危机而谋求建构一种普世性的价值体系。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没有共同的价值标准和规范就不可能持久，更谈不上持续发展，多元文化生存的阿基米德点在于某一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中得到定位和求得进化，而不是一味地强化自足。另外，多元文化主义所过分强调的文化个性和自由是否意味着一个形而上学的教条?它遑论文化的无厘头，也不再追求崇高，这样“不思不想”的文化是在用感性挤压和排斥理性，充其量其不过是非理性的“色拉拚盘”。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离不开终极性的形而上学承诺，因而多元文化必然地要求“文以载道”的回归。后现代文化发展应该在文化的个性与共性的冲突和融合中保持张力，通过领域分离获致自由，通过职能分工而得到自治。在公共领域，各文化又需寻求共通的对话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