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和封建时代每一个朝代的建立，都是在打破旧的社会秩序、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完成的。中国殷周之际的《易经》早就记述了发生在秩序变动过渡状态中的历史。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把历史解释为合理的秩序，强调历史的发展应当纳入到秩序的轨道之中。他所主张的秩序是恢复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用“正名”的方式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无序现象变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状态，使历史回归到秩序的轨道。在我看来，孔子的思想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的倾向，他强调历史唯有在秩序中存在。
 
关 键 词：秩序 历史 历史变迁
 
围绕建立秩序而展开的斗争，是人类历史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历史的发展，是以新秩序战胜旧秩序为标志的。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文化所折射出来的历史变迁，都从不同的视角反映了体现在新旧秩序转换过渡中表现出来的历史节奏。
一、历史的发展始源于建立新秩序
远古时代第一次新秩序是以父权制代替母权制为标志的。早在远古时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尚未产生之前的传说时期，人类经历了从母系氏族公社经过繁荣时期到父系家长制的部落联盟解体。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可以说是人类历史跨度最大的一步，这个阶段最显著的变化是母系氏族社会原有的秩序被瓦解。从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的出现则是远古时代秩序变化的第二个标志。始自大约五六千年前的父系氏族社会，以陆续逾时千年为周期依次发展出了大黄河流域的大汶口、龙山、齐家、二里头等文化，文字的雏形出现在大汶口文化时代，铜器普遍地发现于齐家文化中。当时各氏族内部已有了贫富分化，甚至可能出现了奴隶。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秩序的瓦解、私有制的产生是远古时代“于神话传说之外”“进入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1]这一时期，以父系家长制氏族为基础的部落联盟十分活跃，许多部落发生了阶级分化，因而形成为军事联盟性质的部落联盟或部落集团，期间经过不断的战争与接触，终于在林立的部落集团中出现了“协和万国”、“班瑞于群后”的氏族集团。传说中的尧、舜、禹在古时众多的部落酋长（万国）中崛起，使军事民主制联盟的部落联盟成为当时的基本秩序。到作为禹的儿子的启的时代，军事民主选举制度遭到私有权发展的破坏，取而代之以世袭制度的秩序，从而在我国诞生了第一个雄踞于“万国”之首的、被后来称为“夏王朝”的夏后氏国家机器。第三次新秩序的建立是以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社会的产生为标志的，这一时期迫使贵族“平民化”，一部分夺取了土地的“自由民”社会地位上升。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和封建时代每一个朝代的建立，都是在打破旧的社会秩序、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完成的。中国殷周之际的《易经》早就记述了发生在秩序变动过渡状态中的历史。这部著作产生于社会激变与大分化的时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旧秩序正在向“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2]的新秩序转变，这种转变打破了王族对土地和奴隶的垄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王族之外的另一部分人争夺土地和奴隶的斗争破坏了旧秩序，使旧贵族在新秩序中感到“无恒安处”。历史的发展以封建生产制秩序的建立和奴隶制秩序的瓦解为标志。而反映历史变迁的秩序转换使得探讨人生必变、所变、不变大原理――《易经》中得到了观念的提升，一部表面看似周人问吉凶的卜筮之书实质上所揭示的乃是中国无古时代一部由秩序演变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3]周易下经第十九卦“革”卦含有变革、改革之间。“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晦亡。”“革”原意是皮革，兽皮经加工，制造成柔软的皮制品，含有改革、变革之意。这一卦，上卦“兑”是泽，下卦“字：左‘离’右‘隹’”是火，兽皮在水中浸，火中烤，制成皮制品，因而革是一种艰难的动作，亦是一种创新。历史变迁犹如制革，既有改朝换代，移风易俗的变革的一面，也有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创新的一面。
二、创建新秩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
反观历史，人类社会依然还处于一种以“帝国”为主导的秩序控制之下。帝国的产生，在东方有着极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国自大秦帝国建立以来，虽然历经无数次改朝换代的王朝战争，建立起来的一个个封建王朝，都不过是秦始皇所建立帝国秩序的复制品。春秋战国时代，秦朝起源于一个由“比于戎翟”的弱小国家，逐渐变得强大，并通过征服各国，最终取胜的艰难历程，历时若一百多年。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秩序的国家。在历史上，秦王朝虽然只是一个历经两朝的“短命王朝”，始皇帝赢政的子孙未能让大秦帝国延续秦始皇“万世一系”的帝国梦想。然而，秦始皇所创立的帝国制度却在改朝换代的风雨飘摇中延续了两千多年。同样，秦代向汉代的转变，也经历了渐变的过程。中国自秦王朝建立封建帝国以来，一种总体上没有质变的社会秩序在改朝换代的渐变中一直延续下去。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从本质上说始终没有摆脱“帝王”秩序的窠臼，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往往以推翻皇帝为目标。其领袖人物大多称王称帝，有的建立了新的王朝。直到19世纪中叶，秦朝所建立的万世一系的社会秩序在世界历史的大潮的冲击下开始发生断裂。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内部由于没有建设新秩序的目标，也缺乏推动秩序转变的力量。因而中国社会只能在旧秩序下徘徊，历史在循环中渐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打断了中国社会历史渐变发展的链条，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挟持的变革力量开始影响并介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社会再也无法沿袭改朝换代的老路，维持封建社会的正统秩序。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摧毁了一个古老的王国，从那时起，死而不僵的这个封建秩序的百足之虫又苟延残喘了一百多年，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经历了漫长的秩序过度混乱期之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标志，新社会秩序的形成，终于宣告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寿终正寝。反思历史，社会秩序变迁的逻辑甬道已让我们能够从中窥探出编程为秩序格式的历史发展奥秘。在世界普遍走向新社会的过程中，随着信息时代、后信息时代的来临，[4]人类社会的秩序又将发生新的变化，把握社会秩序的变迁转换的趋势，探寻推动这种变迁转换的内在力量，自主地在新秩序的框架下实现社会转型，乃是我们在当今时代进行历史发展的主体性运作的机遇。
西方的历史发展也经历了与中国社会大同小异的过程。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J.F.C富勒在其恢宏巨著《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考察了“三个地理性的集团”的战争，认为战争所造成的“政治性大事”是一系列帝国的产生。他认为，主要发生在地中海地区和西南亚的“那些从远古时代一直到李班多（Lepanto）之战为止的战争”，“最主要的政治性大事为罗马帝国的产生”；而李班多以后的主要发生在大西洋边缘的到“滑铁卢之战为止的战争”，“则为不列颠帝国的产生；“自一八一五年以后，因为工业、科学和运输的进步，战争才开始以整个世界为舞台了”，这个集团虽然“结果如何尚难逆料”，但“仍旧依照”“前例演变”“而发展成为另一种帝国主义的形式”。在当时的世界舞台上只剩下了美国和俄国两大战国，富勒说，“假使在明天若发生了冲突，而其中有一面获得了优势，那么下面的那一个帝国很可能是全球性的了”。可见思想的穿透力。历史发展的结局显然并没有超出思想家的预言，在美苏冷战对峙45年之后以苏联解体而告终，美国幸运地成为“获得了优势”的那一面，而成为富勒预言中的那个活跃在世界舞台的“全球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