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的不断觉醒。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把历史解释为合理的秩序，强调历史的发展应当纳入到秩序的轨道之中。他所主张的秩序是恢复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用“正名”的方式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无序现象变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状态，使历史回归到秩序的轨道。在我看来，孔子的思想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的倾向，他强调历史唯有在秩序中存在。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2]显然，这是一种历史的价值观，强调了名实关系、名分地位、言行规范、制度准则等不同层面的秩序内涵与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这种历史的价值观还强调了历史的存在方式就是发挥稳定性的社会秩序对无序和混乱的整合作用，使偏离、违背或反历史的现状归于历史。在规范和秩序的整合中，让社会上各阶级、阶层依据一定的社会地位（名分）行事，从而让整个社会达到“天下有道”的历史境地。自孔子以来，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系统性、理论性、权威性、深层性地发展与积淀，为新秩序观的产生造成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奴隶制文化给先秦改革家们的“阻抗值”。[13]思想家们是以批判旧秩序展望新秩序来重建新时代的历史的。龚自珍主张“逆”社会；洪秀全提出光明世界代替黑暗统治；章炳麟指出中国必须由封建社会转向资产阶级民主，必须批判神权、皇权和儒学；康有为提出建立无九界的“大同之世”，主张采用“托古改制”的访求来实现两种文明的新旧转换。
而在不同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其历史道路虽然在具体的演化形态上不同于中国社会，但在实质上确遵循着同样的原则和规律。历史发展都是以一系列秩序的变迁和转换所表现出来的。产生于希腊社会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急剧转变时代的荷马史诗，刻画了当时人们对时运多艰、荡析离居的希腊社会现实的深刻印象，揭示了作者最朦胧的以社会秩序激变为特征的历史转折观：历史有其社会秩序演变的特有节奏；历史的进步通过英雄们对正义（私有制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生与死的搏斗来实现。荷马史诗之后出现的赫西阿德的叙事诗，用现实、几乎是记录式的描写表达了一种社会秩序转变的思想。诗中叙述人类社会的金时代、银时代、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铁时代等不同的社会秩序。此外，希腊的悲剧也艺术地再现了历史与秩序的联系。古希腊一些重大的历史悲剧都是以历史重大转折与秩序变化为原型。如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复仇女神》反映了父权制代替母权制的秩序变化；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展现了希腊英雄时代社会秩序转变特征；《请愿妇女》描写了古希腊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提休斯改革。马克思从旧制度灭亡和新制度产生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历史悲剧意识中内涵着秩序变迁的历史发展寓意：“当旧制度还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ancien régime［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是悲剧性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历史正是通过悲剧性的秩序转变、悲剧式的牺牲，获取“凤凰涅槃”后的新生。赫拉克利特哲学是希腊历史进入文明后向古典时代转变时期的精神产儿，他是第一个用转折范畴构造“世界－秩序”（Kosmas）生成与发展的哲学家。中世纪教父哲学著名代表奥古斯丁在其著作《上帝之城》中，他描述了在“光明”与“黑暗”两种秩序的斗争中所发生的历史转变过程。[14]他认为，历史是“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两种秩序的转变。[15]这种转变被他描绘为一种独特的历史进步过程。欧洲近代乌托邦文化思想家们把设计新秩序当作人类崇高理想对现实变革实践的诊断与建构。对于历史主体来说，社会变革不再是“适应”，而是超前建构，一种理性的设计。在圣西门看来，“人类精神进步的最高律则主宰着一切”寄寓着历史的进步。他不仅使我们瞥见了封建主义时代以及工业主义的新秩序，某些方面甚至瞥见了我们这个时代技术本位、计划性、管理性的社会。康德把创建新秩序视为人自身的事，视为人的理性创造。他认为，“大自然要使人类完完全全由其自己本身就创造出来超乎其动物生存的机械安排之上的一切东西，而且除了其自己本身不假手于本能并仅凭自己的理性所获得的幸福或美满之外，就不再分享任何其它的幸福或美满。”“人类并不是由本能所引导着的，或者是由天生的知识所哺育、所教诲着的；人类倒不如说是要由自己本身来创造一切的。”[16]人所创造的秩序或历史变革，由于受人性中“一切走向改善的秉赋和能量”的牵引，它显示了历史必然性的法则。
以上只是粗略地概要扫描了思想史上从主观上把握秩序，使历史的发展在观念中运作的一个向度。窥一斑可见全豹，人类历史进步同社会秩序有着密切的关联，历史的发展有赖于新秩序的建立。然而，新的社会秩序并不完全是被动产生的，人们在历史活动中也可以在自觉把握历史趋势的基础上，适应历史的发展而能动地构建适应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社会秩序。人类寻自己社会秩序的构建也是历史转折发展的观念把握。


 
[1] 刘起（字：左“钅”右“于”）：《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2] 《小雅·北山》、《大雅·瞻卯》。
[3] 在《易经》中，秩序转换的本质被理解为“蛊”，即腐败与革新。“蛊”是周易上经第十八卦。“蛊，无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随卦倒转，成为蛊卦，彼此是“综卦”随和容易同流合污，以致腐败，腐败就需要革新，革新需要随和众利；两者交互为用。“蛊”是皿中的食物，腐败生虫，象征着历史的衰败。历史中的衰败包藏有元始与亨通，演变的结果，天下又会重建秩序。“利涉大川”是说天下混乱正是向前迂进有新作为的时机，变可理解为历史进入“涉川冒险”之时。“甲”是小干的开始，引申为事件的发端，甲的前三日是辛（同“新”，即自新意思）；历史盛极而衰，将要崩溃，人们事先应有自新的精神，想到即将发生的事端，应尽力防患于未然；甲的后三日是丁，是丁宁的意思。指历史正在转变，应反复丁宁观察，留意不可重蹈覆辙。
[4] 何谓后信息时代？曾是副总统戈尔撰稿人的丹尼尔·平克在其新著《全新的思想》中提出，信息时代正在让位于概念时代，富有创造力和同情心的人将在行其道。21世纪伟大而令人焦虑的外包革命正在促使发达国家的工人被淘汰。法律、医学、会计、金融和计算机编程领域一并令总公司满意的就业遇到了亚洲受过良好教育的廉价劳动力的威胁。此前，当农业让位于工业、后来工业又让位于“知识经济”时，发达国家经历了痛苦的革命。丹尼尔·平克在《全新的思想》一书中指出：信息时代正在让位于概念时代（Conceptual Age）。在这样一个新兴的世界，富有创造力和同情心的人将大行其道。在价值链上，创造力高于数学能力。工程师，出局！艺术家，请进！他用人类大脑比喻即将到来的革命。左脑负责的逻辑推理工作一度是中上等阶层的有效入场券。但是，平克写道：财富、技术和亚洲正在促使这些大多可以自动化完成的工作成为过时的劳动。在平克看来，未来属于艺术家、发明家、设计师、说书者、保健员和远景思想家，即迄今尚未收获资本主义最杰出奖励的平民百姓。在平克看来，未来的经济成就需要将左半脑的逻辑思维与右半脑的创造力合二为一。（资料来源：《信息时代走向概念时代》，载《参考消息》2005年7月6日第15版）
[5]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