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所沿袭的帝国体制秩序是否行将走到它的终结点？这是一个很难直接给出答案的问题，然而历史的轨迹似乎以一种无声的语言在给我们提供着某种警示，徘徊在帝国秩序之下的历史终究有其终结的一天。这个终结是帝国的终结，这个终结同时还意味着帝国的秩序所能容纳的历史发展达到了它的限度。说到帝国的终结，我们必须认识帝国的性质。赵汀阳先生认为，“帝国”这个概念在现代演变成为一个推动了自然朴实品质的改版概念“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到了19世纪后期才被创造出来的一个反思性概念。在很长的时间里，帝国主义理论都“假定控制海外资源和市场对于资本主义的自身最大化是必不可少的”，“现代化、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密不可分的系列概念”，“帝国主义是基于民族/国家制度的超级军事/政治力量而建立的一个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的世界体系”，“以部分支配整体”的哲学精神表现为欧洲传统的“以一国而统治世界”的帝国和帝国主义理念，帝国在“民族主义原则”的重塑下不仅在精神上失去了“传统帝国兼收并蓄的胸怀”，而且其强权好战方面则被发展到极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都是现代帝国主义的作品）。“最突出的一点是，按照纯粹理论上的定位，天下/帝国根本就不是个‘国家’尤其不是个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制度，或者说是一个世界社会。”[5]既然帝国是暴力的产物，帝国是依赖于暴力而维系着的秩序，帝国的存在就意味着暴力必将引发此起彼伏的战争冲突。赵汀阳先生通过对帝国历史的考察，把帝国归结为三种典型的模式：古典的以罗马帝国为代表的领土扩张型的军事大国（即罗马帝国模式）；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现代帝国模式，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基础，以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为帝国理念和行动原则；全球化时代的美帝国主义模式，“主要表现为对其他国家的政治霸权、经济支配和知识霸权从而形成‘依附’格局”。[6]三种典型模式的帝国，其共同的特征都是企图以一个国家的力量征服和控制世界，使世界历史围绕一个国家的利益的轴心旋转。控制的主要手段和重心从领土控制、资源和财富的控制到全球性帝国的制度和文化控制。虽然表现形态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本质上却没有根本的不同。帝国为了实现对全世界的控制，它们都需要建立以帝国利益为核心、服从帝国利益需要的全球秩序。帝国的本性是依赖于暴力维系自己的生存，虽然帝国的制度秩序一直持续地维持了自己的生存。正如富勒所说的，借助暴力的传承，帝国的薪火从罗马帝国传递到大不列颠的，今天又传递到美利坚帝国的手上。在东方的中国，帝国的薪火更是代代相传，绵延不绝，从大秦传到大汉，从大汉经由一段四分五裂的动荡时期终于传递到陏唐，一直传递给统治了中国260余年的大清帝国。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区域性帝国还是全球性帝国，借助暴力维系自己的生存则是这些帝国的共性。帝国的在暴力的传承下表现出了绵延不绝的强劲生命力，然而，就某一个具体的帝国而言，依靠暴力维持自己生命的帝国最终也都在暴力中毁灭。今天，帝国的链条似乎依然在暴力的传承中延续着自己的生命，然而旧的暴力不断地催生着新的暴力，同时旧的暴力最终都为自己的所催生的新的暴力所毁灭，是帝国秩序得以延续和存在下去的方式。帝国的秩序的存在将令人类历史徘徊不前，事实上这种处于循环的秩序状态中的历史已经先验地决定了全球性帝国美利坚帝国的命运。美国的命运取决的于历史前进的方向，是沿袭帝国秩序还是改变这种秩序，美利坚帝国站在“十”字路口，人类的命运站在“十”字路口。如果继续走以暴制暴的老路，任何强大的帝国都将在暴力中为新的强大的暴力所取代。而一个沉浸在旧秩序的强大帝国，无论拥有多么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综合国力，这个国家决非推动历史前进道路的开拓者，而是使历史滞留在过去的历史“遗老”。以维持一国霸权的帝国秩序显然是没有出路的，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推行单边主义的全球性帝国在处理世界性事务上面临的种种困境已经宣告了这一点。正如英国学者布鲁厄所指出的：“‘帝国主义’一词一般是指更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控制。”[7]帝国的秩序只能造成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状况，造成冲突和矛盾。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已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这种不平衡发展规律中揭示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战争的结局是旧帝国的衰落或灭亡与新帝国的崛起，世界在帝国的秩序下轮回循环，历史在帝国的秩序下徘徊停滞。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实质上以一种曲折的形式反映了帝国秩序的命运。冷战是帝国秩序下暴力冲突的另一种表现形态，福山所谓的“世界大同”状态下“资本与劳工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阶级问题退居次要地位”等都是对后帝国时代的一种展望和描述。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实质上就是“帝国时代的终结” [8]
新秩序是历史走向新阶段发展的前提，建立新的秩序是当今世界新兴国家发展的前提。当今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一方面“地方性”日益消失在“世界性”之中。“任何一个地方的本地问题都联系着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任何一个地方的生活都联系着其他地方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们的“世界”依然是一个“没有世界观”（no world-view）的“世界”――即没有世界眼光，没有属于世界整体的世界利益、世界制度和世界秩序。我们的时代，虽然个人的、地域的或民族的东西日益同整个世界发生联系，然而能够整合不同利益的“精神”、“制度”和“价值意义”上的世界并不存在。这种矛盾的现状，实质上暗示着一种能够给历史在其未来提供发展出路的新秩序的雏形。帝国秩序的局限性，本身蕴涵着克服这种局限性的方法。在赵汀阳先生看来，中国古代的“天下”理念“在思考或许可能的世界制度的问题上”，“天下模式至少在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的基本原则上具有哲学和伦理学的优势（virtue）”，在“反思世界性利益”方面“具有世界尺度”，是一个“冲突最小化”而“有利于保证世界文化知识生态”的模式。[9]然而，“天下”模式毕竟没有变成“中国古代帝国的实践”，直到今天仍然是“缺乏足够的实际条件”的“关于世界制度的初步理论准备”，这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10]显然，世界性利益不能仅仅是观念，而且必须是实际存在的利益。从观念到利益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弥合这条裂缝的条件显然得从“理念”以外的现实世界中去寻找。那末，未来新的国际秩序应当是什么呢？中国伟大战略家邓小平已经预言到在帝国之后，世界将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邓小平于1984年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1]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社会，乃是后帝国时代的国际秩序。虽然由于人类至今仍未彻底地消耗掉“帝国”这一旧时代馈赠予我们人类社会的遗产，使得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在现时代一个也没有解决，但是随着帝国秩序的瓦解，新秩序的建立世界历史才能真正走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进程。
三、对秩序的主观把握是历史发展的观念向度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尊君的社会，自夏商迄明清，王权一直是社会的支配力量。君、家、国一体的君主专制政体使帝王成为国家的占有者和社会的主宰，由此产生了人们对君权的崇拜。这种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政治文化，一言以蔽之，即尊君。历史发展的这种状况已沉淀在丰富的精神文化和思想观念之中，观念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轨迹体现了历史主体运作历史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