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原因的反思。它的诉求非常简单和基本：恢复和尊重常理与常识。?

　　“文革”在“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名义下搞现代迷信，在“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名义下搞封建的、法西 斯式的专制。八亿人只有一个大脑可以思维，八亿人只能看钦定的八个样板戏，坚持独立思考和探索真理的人惨遭杀害 ( 比如张志 新、遇罗克 ) ；在物质经济上的最起码要求 ( 比如农民为吃饱饭而喂猪养鸡、种自留地 ) 和感情文化的最自然需要 ( 比如讲恋爱、看 小说、听音乐 ) 都被定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对人民的要求只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大学基本停办，学生们被号召向老师 造反，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都成了改造对象；一切古代的、外来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封、资、修”。?

　　经过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艰苦挣扎，中国终于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但要说彻底告别则为时尚早。为了避免“文革” 悲剧重演，为了中国走上文明、健康的发展之路，也为了与当时还广有市场的极左旧话语相抗衡，知识界大力倡导人道主义、科 学理性、自由、民主、法治，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这诸种话语与欧洲启蒙话语不谋而合，但却出自中国人经历苦难之后的认识和追求。退一步说，如 果把这叫作从西方话语中寻找精神资源的话，那有什么办法呢，那有什么不好呢 ? 难道应该从古代传统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中去找，难道应该从“文革”前和“文革”中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中去找 ? ?

　　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相类似，八十年代的启蒙并不是起因于一些知识分子甘当西方的传声筒，而是原有的意识形态到了山穷水尽的 地步，人们不得不另觅新说，而且尽可能利用旧学说中合理的因素。当时的启蒙人士虽然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为主张“全盘西 化”，但其中不少重要人物其实对旧意识形态比当代西学熟悉得多。正因为如此，才能解释当时革新派的话语主题是“真理检验 的标准”、“人道主义与异化”、“生产力标准”、“官僚主义批判”等等。

　　八十年代文化热中，大量的西方学说和思潮被介绍进来，但这并不说明中国知识界拜倒在西方启蒙话语脚下。一时的涌入是偿还 三十多年，尤其是“文革”十年闭关锁国的欠债。与日本、俄罗斯或一些拉美国家相比，中国知识界对西学的了解还很不够，这 对本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十分不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引入西学时，最突出的缺陷恰恰是缺乏对欧洲启蒙思想的专注。大致说 来，八十年代在中国最走红的西方学说是尼采、海德格尔的思想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这些思潮基本上是与欧洲启蒙思想相对立 的。我认为，攻击八十年代启蒙的“后学”家，对那时文化热的内容和背景，是不熟悉的。?

　　在八十年代末，文化热骤然降温，启蒙话语大受狙击。一些“后学”家对此兴高采烈，以为用“后主义”话语取代启蒙话语的时 候终于来到了。张颐武宣称，“话语的转换已不可避免”，他认为，其原因就国际方面说是全球化，就国内方面说是市场化。 (9) 我认为，这种立场和分析是短视和肤浅的，它出于对事实的回避和曲解。?

　　启蒙话语的受挫并不源于其阐释力逐渐丧失的自然过程，而是肇因于一场重大政治风波后话语环境和格局的巨变。另一个明显的 事实是，九十年代初启蒙话语空间急剧狭窄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处于徘徊状态，甚至有倒退复旧的趋势同步进行。旧的极左话语 一度膨胀，启蒙话语被粗暴地定性为“全盘西化论”。九十年代初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停滞与萧条证明，八十年代的启蒙不是 过头了，而是远远不够。不然，人们不会不顾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经验教训，在以下问题上争论不休：中国主要的问题是左还是右 ? 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 ? 在九十年代的国际形势下，应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还是应大反特反“和平演变” ? 与张颐 武的分析相反，当中国认清了全球化的大趋势和坚定了市场化的选择之后，启蒙话语又开始复苏。任何一个在理论上清醒和彻底 的人都可以看出，启蒙话语与全球化、市场化是一致的，而诸种“后主义”话语是与之相拮抗的。

　　启蒙是中国未竟之事业?? 中国的两次启蒙——五四启蒙和八十年代启蒙——虽不能说完全失败或半途而废，但远未达到自己的目标，因为 我们还不能说，广大的中国人民已经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对一切作出独立判断，能够意识和捍卫个人的自由、尊严与权利。?

　　张宽说：“我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潮一直未能摆脱殖民话语的诅咒和帝国霸权的控制”， (10) 我的判断恰恰相反，中国近 代以来思想文化主潮从未摆脱整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控制，启蒙话语的表面优势仅在于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道义认同，它一直受 到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挤压。?

　　事实上，由于传统文化的顽强有力和巨大惯性，由于新文化运动不是被外患就是被内争打断，没有哪一种西方话语在中国扎下了 根，其中最需要的启蒙话语更是遇到重重的阻力，因为它被各方现实政治力量排斥。启蒙在中国命途多舛首先是中华民族国运多 难的结果；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的入侵，大敌当前的中国人不得不使个人自由让位于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当爱国和救国任 务压倒一切时，对传统批判清理让位于对它的维护。激烈的知识分子甚至不得不认为，为民族生存的利益计，与封建势力携手也 只能在所不计。虽然国共两党都自视为五四运动的传人，但都不约而同地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内涵转换为、归结为爱国。当然同 一个“爱国”概念也各有所指，比如守旧的蒋介石曾质疑“新文化意味盲目崇拜外国，不加区别地引进和接受外国文明”，把五 四精神归结为爱家庭、爱家族、爱亲属和自我修养。 (11) 而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毛泽东则把五四精神化约为“革命”等于“与工农 相结合”的标准。? 张宽断定，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认识都曾被半殖民。这话对少数买办文人是对的，对作为整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则不对 ，对鲁迅这种启蒙思想家尤其不对，尽管他主张不看中国书，只看外国书，照“后学”家的标准，鲁迅是臣服于西方话语无疑了 。但鲁迅不是曾痛骂“西崽”，被认为对内对外都是硬骨头么 ? 细究起来，张宽及其同道的“半殖民化”标准也不是爱用西方话语 ——有谁像“后学”家那样爱用西方话语，而且几乎只会用西方话语呢 ? 他们的标准是所谓“后结构主义”价值观，即对诸如文明 、进步、理性、科学、技术、民主、人道进行批判与质疑。我认为，根据中国知识分子半个世纪的惨痛经历，不论在事实判断还 是在价值判断方面，我们都只能得出与张宽相反的结论。?

　　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心态和认识方式是革命取向、阶级划分和原罪感。当形势要求 他们批判西方时，他们往往可以不顾自己受惠于西方教育的事实，不顾自己对文明的理解和对人性的眷恋而做任何口径的攻击， 他们自认落后，甚至自甘落入丑类之列，如果他们在西方生活过，或受过西式教育的话。这方面的证据举不胜举，新近出版的季 羡林的回忆录《牛棚杂忆》就是一例。张宽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换个说法就是“崇洋媚外”，这正是他们长期作为批判对象、改 造对象所担戴的罪名。事实证明，启蒙话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想一想，中国知识分子什么时候能 理直气壮地声言个人的权利 ? 想一想，哪一个阶段没有意识形态的准则以钳制人们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 ?

　　“后学”家常常以这种方式发出诘难：“什么是启蒙，启谁的蒙，谁有资格启蒙 ? ”似乎这么一问，谁也不敢迎战，启蒙就知难而 退。其实，给出简单明确回答并非难事。我的即兴回答是：启蒙就是解放思想，冲破愚昧和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