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理论中民本精神的贫乏和不足，并最终使这一理论变成专制君主控制赋税财政的工具。需要说明，在我们看来，民本思想可作两个层次的理解：一个是指在社会发展还普遍落后、物质生活还十分贫困的情况下，将民众糊口活命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另一个是指在国家或政府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活动中，尊重而不是无视民众的意见和建议，使国家的大政方针尽可能符合民众的意愿。这里讨论的主要是后一个层次的民本。而这个层次又与第一个层次密切相关，因为民众的意见对赋税理论及赋税政策一旦产生影响或形成制约，皇帝的贪欲便必定受到遏制，民众的负担必定得到减轻。从一般意义上讲，赋税征收是君主或国家向广大国民掠取财物的活动，因而这一活动应首先体现纳税人的意愿。但在中国，征税过程仅仅体现皇帝或国家的意志，而纳税人则被置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一任驱使和摆布。这就必然造成赋税理论中民本精神的缺失。中国古代思想宝库中并非没有民本精神，而且对赋税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一精神主要甚至仅仅限于第一个层次。而所谓影响，也只产生于皇帝“视国为家，视人为子”的基本认识，产生于作为中华大家庭的家长对子女的责任感。而且，这种影响仍然使赋税理论单方面表现了皇帝的意志。在这里，我们不宜过分指责君主的专制行为，不必嫉视赋税理论中这种单方面的现象。如果换个角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广大民众能否产生影响或制约赋税理论、代表广大纳税人利益的思想?答案必然是否定的。那么，是谁塑造了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君主这个角色?要回答这个问题，仍须检讨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的专制文化并非由君主制造，特别是在历史步入中古社会的关键时期，这种文化业已定型，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君主所做的最多是强化这种文化，却不能制造这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纳税人只有遵守纲常伦理，履行忠孝义务，而不可有别种选择。以此观之，中国赋税理论所以单方面体现皇帝的意志，而且从家长制出发，的确有它的必然性。

    比较西方中古社会的民本思想及其对赋税理论的影响，也许会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西方民本思想根源于罗马法，查士丁尼法典中即提出了“自然法”概念。关于这一概念的含义，中世纪的神学家和法学家曾有激烈的争论。①但他们无不认为自然法中蕴涵着“自然权力”(natural rights)。这种自然权力或称个人权利(individual rights)，或称主体权利(subjective rights)，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具有人皆有之，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特点，而无论肤色、信仰、贫富、高下、贵贱等方面存在多大差距。正是依据这一概念，他们提出了穷人的自然权利的命题(the rights of the Poor)，而这种权利可以用生存权来概括(subsistence rights)。②正是在对这一思想资源加以挖掘利用并发扬光大的基础上，早在12、13世纪，他们就创建了自己的权利话语系统。③而综合其中有关论述，所谓自然权利大体包括：财产权、自卫权、婚姻权、表决权(the rights of consent to government)、信仰权(rights of infidels)等。④显然，这一概念虽然涉及了第一个层次的内容，却不像中国古代民本思想那样仅仅局限于这一层次。相反，它所关注的对象主要在第二层次。这就将西方中古民本思想与中国区别开来。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法律的复兴运动，这一理论在西方得到了广泛传播，直接影响了赋税理论和赋税征收的实践。所谓“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和“共同同意”，无疑都融涵了人的主体权利精神。而从税权的演变看，赋税理论中由“协商制”到“授予制”的转变，无疑更体现了这种精神。

反观中国中古社会，财税制度并没有针对皇帝的立法。这在我们看来恰恰是专制政体的本质表现，因而属于正常现象。而且只有这样，国家机器的组装运行才和谐有致，浑然一体。如果情况相反，财税立法涉及皇帝，便都可视为对皇权的限制或束缚，这反而不正常了。正因为如此，皇帝绝没有违法犯法的现象。皇帝独揽财税大权在法律上虽不见反映，却可以通过法律决定财税事务，包括制税，如税项立废、税额增减；用税，如官俸发放、战费支拨；审计，如查核账册、奖惩官员等。既然皇帝把持了税权，财税活动中便不会有纳税人的立足之处。既没有纳税人参与，中国中古税制中便不会产生西方那样由纳税人代表组成的组织，而赋税理论第二个层次民本思想的缺失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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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B. Tiemey, 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 1150—1625 ,Atandta, 1997,pp. 62—64.

②  B. Tiemey, 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 1150—1625 ,pp. 70—76.

③  B. Tierney, 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 1150—1625, pp. 55—77.

④  B. Tiemey, 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 1150—1625 ,p.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