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笔记》等，均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
       劳动群众也要逐步提高文化水平；那么，到58、59年，已经几乎没有人敢说大众提高文化知识的必要性，一旦有这样的言论也会立即引来批判。（1）
       我们必须把诗人的"工人阶级化"看做是自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改造实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个实践的核心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文化人格以及审美-艺术个性的全面规训，借此确立新的统一的文化-文艺规范，把作家的艺术个性纳入同一框架中。1949年以后先后发生的此类大重要的规训事件先后有：1951年的《武训传》批判、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等。其间还有许多小的事件。如批评作家萧也牧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倾向"（1951年）、关于塑造新英雄人物形象的讨论（1952年）、对路翎及其作品的批判（1952）、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批判（1955年）、对秦兆阳的"中间人物论"的批判（1956年）、典型问题的讨论（1956年）、对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论的批判（1957年），特别是1957年文艺届的"反右派运动"。这些或大或小的文艺运动与事件使作家与人文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愿地或被迫地扼杀自己的精神主体性与艺术个性。
       我们必须注意到建国后这一系列文艺届的批判事件的规训效果。经历了这些运动的作家都纷纷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独特的政治立场与文化-艺术个性，大都走向毛泽东文艺思想所指示和要求的道路--工农兵化、文艺为政治服务。所以当1958年党发动新民歌运动，号召新诗作者向工农兵学习，走民歌与古典诗歌相结合的道路时，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投入到其创作中，以新民歌的美学特征来限制自己的艺术个性。当时关于新民歌长达两年的讨论几乎都是在"阐述"所号召的"工农兵化"、"向民歌学习"，所谓"争论"就是这个框架中的略有差异的"阐述"而已。很少有人彻底地质疑这个框架。

       结束语

       值得指出的是，有学者将新民歌的胜利、将政治化的"大众话语"对于五
       （82）、力扬曾经指出，"我认为提高民歌的质量、扩大民歌的境界，关键的问题在于提高民歌的主人--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力扬：《关于诗歌发展的问题》，《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126页）卞之琳也认为，随着新诗的大众化与大众文化艺术水平的提高，新民歌和新诗会"逐渐合流"（《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3辑，第57-58页）。对此，王永生气愤地指出，卞之琳"把所以能’合流’的原因，比较偏重于’劳动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接受新诗影响的可能性加大’这一方面，……好象主要的问题不在其他方面，而在于’文化水平’问题似的"，"究竟怎样才叫’合流’呢？……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诗人们的继续深入生活，加强思想改造与锻炼，做到思想感情的彻底变化，做到与劳动人民共呼吸，同爱憎。"也就是说，要让知识分子被劳动人民"合"掉而不能相反让劳动人民被知识分子"化"掉。
       四知识分子话语的征服视作"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全面断送。"（1）
       这是一个可以商榷的观点。这个观点的基本前提是，建国以后，尤其是反右与大跃进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包括文化、文艺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是五四启蒙主义现代性的中断，因而也是现代性的中断。这是一个在80年代流行一时的知识-话语型。这个知识-话语型得以成立的预设前提是：五四启蒙主义的现代性模式是唯一的现代性模式，因而对于五四的背离就是对于一般现代性的背离。但是我们如果转换一下视角，把现代性理解为具有多种形态与变体的规划，而五四现代性规划只是现代性形态之一；那么，五四现代性规划的中断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本身的中断，而是意味着现代性形态或方向的转变。同样，新民歌对于五四新诗的征服以及大众话语对于知识分子话语的征服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中断的必然标志，而是现代性形态转换的标志。我这样说的理由首先是，1958年前后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虽然偏离了五四的启蒙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西方国家的现代性规划，但是它的一些基本的理论与实践依然没有彻底放弃现代性的逻辑--比如线形的时间-历史观念，对于"新"与"发展"的狂热追求（新民歌运动中反复地突出"新"、"改天换地"即是明证）。其次，新民歌运动中的平民主义、大众主义以及反智主义同样是一种现代现象，前现代传统中国社会中占据主流的恰恰是儒家的精英主义。何况50年代（以及文革期间）的反智主义不同于古代的反智主义之处在于：它是现代政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共产党的建国方略--民众动员--的文化表达（如果不是这样，它的范围之广大、力量之强大将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恰恰因为它是一种现代现象，所以它的危害才如此巨大。学术界之所以长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是向前现代专制主义的倒退，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现代性是一个复数名词，同时也是一个中性（在价值上）名词。他们把现代/古代的二元论对应于自由民主/专制主义的二元论。结论是：凡是专制的必然是前现代的或传统的。实际上，现代性并不是自由民主的代名词，法西斯主义就是典型的现代专制主义。我以为改革开放以前的极左专制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专制主义（不否定结合了传统的专制主义因素），因为不但它的意识形态是现代的，而且它的国体也是现代的民族-国家。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对于现代性的形态进行仔细的分辨，厘清中国的现代性道路为什么一度走入了现代专制主义，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是何种类型的现代性绘画，如何实现这种现代性规划。  
       最后我想指出，我把包括新民歌运动在内的极左文化理论与实践纳入现代性反思的框架，目的恰恰是通过这种反思更彻底地告别它。因为假如我们不引入现代性反思的视角并把58年的新民歌运动视作一种现代性现象，就很难彻底地认识其性质与危害性，从而也就无法彻底地告别这场噩梦。
       （1）、李新宇《1958："文艺大跃进"的战略》，《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