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云南稻作为例，追溯稻作技术演进过程中的从徒手而耕到役象、牛等动物踏耕，从耜耕到锄耕再到犁耕等各个关键的技术环节，系统地探讨了人类稻作技术演进过程中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关键词]稻作农耕；技术演进；徒手而耕；踏耕；耜耕；锄耕；牛耕

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稻作农耕技术的演进是一个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适的动态过程。相异的环境条件，往往意味着稻作农耕技术演进的方式、途径和速度之不同，但无论世界各地稻作农耕技术的演进是何等的千差万别，它基本上遵循着从徒手而耕、役使动物踏耕到耜耕、锄耕和牛耕这样一个演进的模式。

一 从徒手而耕到役象、牛等动物踏耕

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末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人们在漫长的采集野生植物的过程中，渐渐的掌握了一些可食植物的生长规律，并经过反复的摸索实践，终将野生植物驯化为可供栽培的农作物，进而发明了农业。但源于采集、狩猎经济的原始农业，最初当伴随采集、狩猎走过了一段相当漫长的道路。在这个漫长的阶段，或者说孕育农业的初始阶段，人类似乎没有发明专门的农业生产工具，凭藉的只是一些自然之物，完全模拟野生植物的生长规律，对作物品种的认识尚停留在神话传说阶段。

远古时期，居住在云南大地的各种不同的人们共同体，在识得谷物之初，并不知道锄地，更谈不上犁耕，经历了一个无耕具的“脚耕手种”或“徒手而耕”的阶段，而最初的踩耕并不一定利用畜力。如据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记载，最初天神给人们撒下谷种，在飞往人间的途中，大的谷粒遇狂风被吹碎，变成小颗粒，被雀鸟老鼠吃在肚里，雀鸟老鼠拉屎排出谷粒，掉在水沟边，发芽长穗，结出谷穗。那时，人们还不懂耕作，拾到谷穗后，到处乱撒，结果庄稼长不出来。后来，叭桑木底告诉大家，要把谷种撒在潮湿地上，要根据神划分的季节，在雨季七月撒种。种子长成绿苗后，又遇到杂草相间，叭桑木底又教给人们“先把杂草除去，用脚踏烂稀泥，用手抹平泥土，把谷种撒在平湿地上。”[i]何斯强先生认为，在远古没有畜力、也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这应当是人们最初栽种野生稻的方法。因为最原始的野生稻，“既不是水稻，又不是陆稻，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而带中间性质。”这种稻种，当然也只能种在既不是水田又不是旱地的泥状土壤里了。而且，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时代，这也是一种便捷的耕作方法。这种方法在东南亚国家的一些落后民族和地区，现在仍被采用。[ii]但是，用人来踏泥种植稻谷的原始方法是艰辛而效率很低的。

在云南的彝、怒、佤、德昂、苗、阿昌、壮、拉祜、哈尼等民族的谷物起源神话传说中，多次提到狗、蛇、老鼠等动物常常是给人们带来谷种的动物。动物助人类找到谷种，那么，有没有动物助人类耕作的事例呢？这里，让我们先来看两则材料。

这两则材料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是，最初人们看到牛滚田和猪滚田里长出的谷粒饱满，才仿照猪牛滚田栽培稻谷。再进一步结合原始农业的起源，引伸来讲，或许是这样一种情形：人类在自然耕种徘徊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在长期的适应自然的过程中，慢慢的发现经野猪、犀牛、大象等巨型动物践踏觅食之后的荒山林地，变得疏松，或水土交融，少有杂草，有利于谷物的生长。受此启发，人们在采集、狩猎的同时，便有意识有目的地驯化生境中的各种动物，踏泥播种。利用畜力耕种的方法代替了过去用人力的原始落后方法，这无疑是耕作技术的一大进步。

与此相关联，在我国古代，有“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于会稽，鸟为之田”的传说。对此 “象耕鸟田”的传说，王充在《论衡·偶会篇》中释为：“雁、鹄集于会稽，去避碣石之寒，来遭民田之毕，蹈履民田，喙食草粮。粮尽食索，春雨适作。避热北去，复之碣石。象耕灵陵，亦如此焉。”又同书《书虚篇》云：“天地之情，鸟兽之行也，象自蹈土，鸟自食草，土蕨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此俗则谓为舜、禹田。海陵糜田，若象耕状。”此中的海陵糜田，晋代张华《博物志》释为：“海陵县扶江接海，多糜兽，千千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曰糜畯，民人随此畯种稻，不耕而获，其收百倍。”从王、张二氏的解释可以看出，所谓“象耕鸟田”就是大象、雁鹄等动物多次践踏觅食过后的土地，可以不经任何整治而直接种植水稻。

    我国“象耕鸟田”的实情，学人多有研究。曾雄生先生在《没有耕具的动物踩耕农业 —— 另一种农业起源模式》一文中，[v]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史志材料和各种民族学资料，进行详细考证认为，不仅在中国南北各地甚至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曾经出现过象耕这种动物的踩耕农业。那么，云南稻作发展史上有类似“象耕鸟田”的情况吗？

    远在上古时代，象就在我国南方原始丛林中栖息、繁衍，这不仅可以从出土的象化石中得到证实，而且历代汉文史籍也多有记载。先秦史籍《竹书纪年》说：“越王使公师偶来献……犀角、象齿。”《史记·大宛列传》亦记昆明以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文献中所反映的是象为进贡之物和骑乘之工具。

    秦汉以后，有关养象、驯象、役象于挽车、运物、作战的记载不绝于史，但关于象耕见诸汉文史籍的仅有两段文字。

唐人樊绰《蛮书》卷4《名类》记载：“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茫是其君之号，蛮呼茫诏。从永昌城南，先过唐封，以至凤兰苴，以次茫天连，以次茫土薅。又有大赕、茫昌、茫盛恐、茫鲊、茫施，皆其类也。楼居……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

又同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载：“开南以南养象，大于水牛。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也。……象，开南以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养之，以代耕田也。”

对于这两则史料，当代学者具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大象难以捕捉、饲养和繁殖，加之力大无比，普通犁铧不足以供其拖曳，故以象耕田纯属《蛮书》作者之误。另有学者认为，唐代云南金属冶炼水平很高，当有可能制造出供大象拖曳的犁铧，所以《蛮书》象耕之说未必就是传说之误。我们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以牛牵引犁耕的形式去释象耕，其实，史载之象耕最初当是以象来踏泥。黄惠焜先生也认为，古代越人的象耕，很可能不是以象曳犁耕作，而是一种“踏土”，亦即驱象入田踩踏，所谓：“象自蹈土，鸟自食萍，土蕨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这形象地复原了“象耕”的原意。[vi]

除大象等巨型动物外，牛与水稻之间当有着某种早于牛驾犁耕田的联系。因为，水稻通常都种植于不漏水、土质粘重的低洼沼泽地的田块中，要求田块尽量平整，以使灌进田间的水深浅得宜，满足水稻生长。最初人们尚不识锄耕、犁耕，只有石、木、骨等制成的农具的时代，人们是通过什么手段把水田的粘重土壤搞得疏松平整，以适应水稻种植的呢？这可能就是牛踏田，即把水牛赶到被水浸泡过后的土地上来回践踏，踏烂以后，再用骨耜等农具进行修整，再行播种。

具体到云南，新石器时代大量牛的遗骸的发现，以及青铜时代众多青铜器物上牛的形像图案，加之云南牛耕始于东汉初期的历史事实，都充分说明东汉以前云南各个历史时期的牛群，极有可能是人们驱使踏耕的重要畜力。不仅如此，云南各族先民在与各种各样的大动物相伴而生的同时，在驯化、牧放这些动物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利用这些动物来把种子踏入泥土中，亦是极有可能的。我国历史上有象田、鸟田、麋田，可能在云南这块土地上还有野水牛田或猪田。即使是到现在，在傣族的备耕中，还有一种传统的方式就是“踏田”。“每年早稻一收获，傣族人民就把十多头甚至几十头水牛赶进水田，由人吆喝着辗转往复，在田里踩来踩去，直到把谷茬杂草埋于泥泞深处，把泥踩化为适度。一般要踩两道，用木耙平整以后方可栽秧。晚稻收获以后，又要立即‘踩田’关水，为来年的早稻栽插作好准备。傣族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出，‘踩田’优于犁田，因为‘踩田’杂草谷茬入深易腐，泥化肥田，粮食产量高于犁耕。”[vii]

和云南一样，在我国广大的南方稻作文化圈中，使用牛踏耕作为一种耕作方式，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且不说在所有的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中，几乎都有牛骨骼遗骸的出土，就是从文献记载和民族学调查材料来看，许多民族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都曾有过牛踏田。如清代黎族中，据张庆长《黎岐纪闻》载：“生黎不识耕种法，亦无外间农具，春种时用群牛践地中，践成泥，播种其上，即可有收。”又永不足斋的《琼黎一览·琼崖黎岐风俗图说》称：“生黎不知耕种，惟于雨足之时，纵牛于田，往来践踏，俟水土交融，随手播种粒于上，不耕不耘，亦臻成熟焉。”历史上，布依族曾以水牛滚田作“耕田”方式。有一则布依族故事说，布依族祖先古时迁徙，水牛找到水源，在水塘中滚水，后来里面长出来的几株稻秧又粗又壮。祖先们便形成了用水牛滚田再栽秧的习俗。日本学者佐佐木高明也认为，“在水稻栽培型的初期是用牛、人来踏耕的。”[viii]

[i] 详见祜巴勐：《论傣族诗歌•附录》，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

[ii] 何斯强：《傣族文化中的稻和竹》，《思想战线》，1990，第5期。

[iii] 刘江：《阿昌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56－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