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义－－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主要表征(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符号化，拒绝从实在界走向符号界，拒绝被转换成知识和实践。在今天，意识形态不是要被戳穿的幻觉，也不只是虚妄不实的信仰，更不是规训我们并把我们置入特定的主体-地位的霸权文化代码。意识形态是一套结构现实的幻象。幻象不同于假象，幻象源于人类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我们无法通过“知晓”，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操纵它。相反，尽管我们极力压抑它，但我们的一切都受它的支配，尽管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我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还是这样做了”，我们明明知道某些行为会伤天害理，还是禁不住去伤天害理。在以前的文化荒漠年代里，许多人爱看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在看到江姐被拷打时，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这些人是在接受革命教育；在“行”或“无意识”的层面上，他们正在满足自己的虐待欲，拷打江姐的，与其说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不如说是那些如醉如痴的观众。徐鹏飞在审问江姐时说过的一句话更是令某些人“我心狂野”：“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让人脱光你的衣服？”之所以文本中的英雄总是乏味至极，坏蛋却情趣盎然，原因也在这里。我年轻时看电影读小说，好人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倒是那些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坏蛋令人难以忘怀，整天拿个木头大刀，向东一举 “苏个给给”，向西一抬“八格雅鲁”，原因也在这里。
这才是意识形态之所以为意识形态的本质之所在。之所以如此，时代使然也。齐泽克蒙恩于彼德?斯洛特迪基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一书中，彼德?斯洛特迪基克认为，作为一个批判性的概念，把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观已经无法满足后现代世界进行文化批判的需要。因为在后现代世界里，我们全都成了“愤青”，都有些愤世嫉俗；我们现在接受的，是“被启蒙了的虚假意识”（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8。我们明知这种意识虚假不实，甚至隐藏着陷阱，却照单全收，毫不犹豫。以前的意识形态批判都没有触及这一点，都忽略了“被启蒙了的虚假意识”的悖论性存在，以及它所彰显的现代人所处的尴尬的精神分裂状态。齐泽克理解了斯洛特迪基克的观点，他改写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公式。他认为，最能概括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的一句话，而不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长篇大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们依然坦然为之。”它一语道破了“虚假意识”的秘密：因为蒙然不知，所以才采取行动，因而采取的行动是不自觉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只是给事物或行动披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它掩盖阶级利益。时代不同了，现在的情形是：“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9人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荒谬的，但他们依然会采取这种行动。比如人们明明知道自己是在追寻一个幻想，但依然乐此不疲。以网恋为例，几乎人人都知道网恋不过一场没有结果的梦，但照样在那里醉生梦死，歇斯底里地高唱什么“一场游戏一场梦”，“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这时候，人们的行为已经“犬儒化”了。对此采取的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批判都会无功而返。用彼德?斯洛特迪基克的话说，犬儒主义已经使“意识形态批判”陷入绝境。传统上设想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束手无策，只能作壁上观了。齐泽克甚至认为，传统上设想的意识形态批判从来都没有真正发挥过效力，即使在前现代、现代世界里，也是如此。证诸中国进行了近100年的启蒙运动，可谓此言不虚。中国近百年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但它永远停留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为隐喻，以“揭穿假象，昭示真理”为使命。在这下面掩藏的理论假设是：鼓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只要把话说透，只要把理辩明，然后登高一呼，自然应者云集，从此人们便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奔向光辉、灿烂的美好明天。在这方面，中国启蒙主义者无异于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天真率直的孩童，他在高喊：皇帝陛下一丝不挂！于是真理在握，问题解决。其实，近100年了，我们一直都在原地踏步。过去如此，于今尤甚，中国启蒙主义者的尴尬也将会日甚一日，因为这个后现代世界里，意识形态不再在“知”的层面上，而是在“行”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知”与“行”的分裂，既是犬儒主义的源泉，也是犬儒主义的表征，而犬儒主义则是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主要表征。
今天支配我们行为的，与其说是“知”，不如说是“欲”。不过这里所谓“欲”既不是指渴了要喝、饿了要吃的“需求”（need），也不是摆官架、耍威风的“要求”（demand），而是被深深压抑，又永远不可能满足的“欲求”（desire）。有时候，我们明“知”某个事物或某个行动不是正当的，但我们依然不自知地渴望获得这样的事物或采取这样的行动。对于嗜烟者来说，尽管他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他依然乐此不疲，我们通常用习惯、积习、恶习之类的术语来解释这种现象，显然过于肤浅，因为它没有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他会养成甚至需要这样的习惯？我们没有意识到，对于嗜烟者来说，吸烟是生命的支撑，或用拉康的话说，吸烟已经成为吸烟者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生命之本，在于欲望。有些人对于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其实内心深入对于贪污受贿充满了强烈的渴望，他之所以痛恨贪官污吏，只是因为那贪官污吏恰恰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他要做是“取而代之”，而不是改变规则。难怪见秦始皇南巡，刘邦要“大丈夫生当如此”，项羽要“彼可取而代之”。虽然是换了人间，所遵循的逻辑没有改变。
再以西方为例。1986年，奥地利进行总统大选。当年的候选人之一是曾任联合国第四任秘书长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 Waldheim, 1918～）。竞选期间，一个国际委员会向奥地利政府报告说，瓦尔德海姆1939年曾经应征入伍，不过入的却是德国的“伍”，自愿加入希特勒组织的“褐衫军”，并参与了非法处决受难者的行动（当过刽子手）。换句话说，此公犯有前科，不可重用。此言一出，许多启蒙主义者纷纷预言瓦氏的政治生涯即将终结，因为“皇帝新衣”的秘密被揭穿了，瓦氏的罪恶历史已经昭然若揭。令启蒙主义者大惑不解的是，瓦氏还是于当年顺利当选。何以如此？为什么揭穿“皇帝的新衣”无济于事？道理很简单，在当代社会，至关重要的不是“真假”，而是“欲望”。奥地利民众的排犹情结并没有随着希特勒的灭亡而根除，虽然受到了“意识”压抑，甚至压抑到了自己都不敢承认的地步，但一有机会它就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里，是以投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奥地利民众明明“知道”也“承认”瓦尔德海姆不是什么“好鸟”，却依然按捺不住内心积蓄已久的排犹主义情绪，在内心深处的“欲望”的驱使下，以实际行动肯定了瓦尔德海姆的行径。
欲望有时已经内化为“偶像”，立足于“知”的层面破除“偶像”的企图，早已宣告失败。记得几年前，有好事者名叫马中欣，写了一本书名叫《三毛真相：一位女作家沉隐三十年的虚幻》，揭穿了三毛的“画皮”。三毛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倾倒过无数的读者，但在三毛死后，有人怀疑三毛那近乎写实的浪漫故事，甚至怀疑三毛那位叫荷西的大胡子丈夫是否真的存在。马中欣以一个旅行家、探险家的求真与执著精神，让我们从侧面了解三毛的人生真相。有人不能接受甚至为此恼羞成怒，责备“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因为此举破坏了他们心目中的偶像。这不是犬儒主义。有人接受了这个事实，但依然对三毛情有独钟，这才是犬儒主义。面对此情
这才是意识形态之所以为意识形态的本质之所在。之所以如此，时代使然也。齐泽克蒙恩于彼德?斯洛特迪基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一书中，彼德?斯洛特迪基克认为，作为一个批判性的概念，把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观已经无法满足后现代世界进行文化批判的需要。因为在后现代世界里，我们全都成了“愤青”，都有些愤世嫉俗；我们现在接受的，是“被启蒙了的虚假意识”（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8。我们明知这种意识虚假不实，甚至隐藏着陷阱，却照单全收，毫不犹豫。以前的意识形态批判都没有触及这一点，都忽略了“被启蒙了的虚假意识”的悖论性存在，以及它所彰显的现代人所处的尴尬的精神分裂状态。齐泽克理解了斯洛特迪基克的观点，他改写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公式。他认为，最能概括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的一句话，而不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长篇大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们依然坦然为之。”它一语道破了“虚假意识”的秘密：因为蒙然不知，所以才采取行动，因而采取的行动是不自觉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只是给事物或行动披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它掩盖阶级利益。时代不同了，现在的情形是：“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9人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荒谬的，但他们依然会采取这种行动。比如人们明明知道自己是在追寻一个幻想，但依然乐此不疲。以网恋为例，几乎人人都知道网恋不过一场没有结果的梦，但照样在那里醉生梦死，歇斯底里地高唱什么“一场游戏一场梦”，“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这时候，人们的行为已经“犬儒化”了。对此采取的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批判都会无功而返。用彼德?斯洛特迪基克的话说，犬儒主义已经使“意识形态批判”陷入绝境。传统上设想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束手无策，只能作壁上观了。齐泽克甚至认为，传统上设想的意识形态批判从来都没有真正发挥过效力，即使在前现代、现代世界里，也是如此。证诸中国进行了近100年的启蒙运动，可谓此言不虚。中国近百年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但它永远停留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为隐喻，以“揭穿假象，昭示真理”为使命。在这下面掩藏的理论假设是：鼓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只要把话说透，只要把理辩明，然后登高一呼，自然应者云集，从此人们便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奔向光辉、灿烂的美好明天。在这方面，中国启蒙主义者无异于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天真率直的孩童，他在高喊：皇帝陛下一丝不挂！于是真理在握，问题解决。其实，近100年了，我们一直都在原地踏步。过去如此，于今尤甚，中国启蒙主义者的尴尬也将会日甚一日，因为这个后现代世界里，意识形态不再在“知”的层面上，而是在“行”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知”与“行”的分裂，既是犬儒主义的源泉，也是犬儒主义的表征，而犬儒主义则是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主要表征。
今天支配我们行为的，与其说是“知”，不如说是“欲”。不过这里所谓“欲”既不是指渴了要喝、饿了要吃的“需求”（need），也不是摆官架、耍威风的“要求”（demand），而是被深深压抑，又永远不可能满足的“欲求”（desire）。有时候，我们明“知”某个事物或某个行动不是正当的，但我们依然不自知地渴望获得这样的事物或采取这样的行动。对于嗜烟者来说，尽管他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他依然乐此不疲，我们通常用习惯、积习、恶习之类的术语来解释这种现象，显然过于肤浅，因为它没有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他会养成甚至需要这样的习惯？我们没有意识到，对于嗜烟者来说，吸烟是生命的支撑，或用拉康的话说，吸烟已经成为吸烟者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生命之本，在于欲望。有些人对于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其实内心深入对于贪污受贿充满了强烈的渴望，他之所以痛恨贪官污吏，只是因为那贪官污吏恰恰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他要做是“取而代之”，而不是改变规则。难怪见秦始皇南巡，刘邦要“大丈夫生当如此”，项羽要“彼可取而代之”。虽然是换了人间，所遵循的逻辑没有改变。
再以西方为例。1986年，奥地利进行总统大选。当年的候选人之一是曾任联合国第四任秘书长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 Waldheim, 1918～）。竞选期间，一个国际委员会向奥地利政府报告说，瓦尔德海姆1939年曾经应征入伍，不过入的却是德国的“伍”，自愿加入希特勒组织的“褐衫军”，并参与了非法处决受难者的行动（当过刽子手）。换句话说，此公犯有前科，不可重用。此言一出，许多启蒙主义者纷纷预言瓦氏的政治生涯即将终结，因为“皇帝新衣”的秘密被揭穿了，瓦氏的罪恶历史已经昭然若揭。令启蒙主义者大惑不解的是，瓦氏还是于当年顺利当选。何以如此？为什么揭穿“皇帝的新衣”无济于事？道理很简单，在当代社会，至关重要的不是“真假”，而是“欲望”。奥地利民众的排犹情结并没有随着希特勒的灭亡而根除，虽然受到了“意识”压抑，甚至压抑到了自己都不敢承认的地步，但一有机会它就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里，是以投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奥地利民众明明“知道”也“承认”瓦尔德海姆不是什么“好鸟”，却依然按捺不住内心积蓄已久的排犹主义情绪，在内心深处的“欲望”的驱使下，以实际行动肯定了瓦尔德海姆的行径。
欲望有时已经内化为“偶像”，立足于“知”的层面破除“偶像”的企图，早已宣告失败。记得几年前，有好事者名叫马中欣，写了一本书名叫《三毛真相：一位女作家沉隐三十年的虚幻》，揭穿了三毛的“画皮”。三毛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倾倒过无数的读者，但在三毛死后，有人怀疑三毛那近乎写实的浪漫故事，甚至怀疑三毛那位叫荷西的大胡子丈夫是否真的存在。马中欣以一个旅行家、探险家的求真与执著精神，让我们从侧面了解三毛的人生真相。有人不能接受甚至为此恼羞成怒，责备“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因为此举破坏了他们心目中的偶像。这不是犬儒主义。有人接受了这个事实，但依然对三毛情有独钟，这才是犬儒主义。面对此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