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别  

    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一个标志，是重视对学术作现代学科的分类。传统学术的分类方法，是按经、史、子、集来分别，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四部之学。晚清西方学术思想大规模传入，当时先进的学人开始对传统学术重新整合与分类。王国维觉醒得最早，他比同时代其他学人更重视学术分类。他曾说，“现在的世界是分类的世界”。五四前后学术界提倡整理国故，方法之一，就是对传统学术作现代的分类，也就是胡适所说的“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但50年代以后，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长时期学术分类变得模糊而不明晰。人们只知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几乎消匿了。当时存在的倾向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代替社会科学，所以经济学只讲《资本论》，政治学只讲《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学和人类学，则根本不存在了。  

　　重新反思和检讨50年代以后的学科建设，问题之一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加区分，因此很多学科没有建立起来。近20年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出版、研究和大学的学科分类逐渐明晰起来。然则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分别到底在哪里？  

　　一般地说，社会科学应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艺术史、艺术批评等。我这样讲，也许有利于综合大学的学科建设。因为在大学的学科设置问题上，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是相当重要的，而过去却得不到重视。国外的大学，据我所知，是非常重视艺术史课程的。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可以补充并帮助人文从业人员的鉴赏力和同情性胸怀的形成。  

　　有一种说法，认为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是从多样性、特殊性走向统一性，而人文科学则必须凸现其独特性、意外性、复杂性。我不能否认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如果说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以人为中心，那么比较起来，人文科学更贴近人，甚至可以说是研究人本身的学科。语言是思维工具，文学是人的幻想，历史是人的记忆，哲学是人的思维成果。因此研究人文科学的从业人员应该是最富人文精神的群落。  



　 2、专家之学与通人之学问题  

　　学术二字，重点是学，学是根本。晚清学者如严复，把学看成是“体”，将术看作是“用”，也是强调学的重要。说一个人学问不好——不学无术，这是很严厉的批评。如果说有学无术，倒是褒义的说法。最不好的是不学有术，简直是恶评了。  

　　世间的学问是不同的，所以有各自不同的学科，但学后面的理与道，又是相同或相通的。通人之学，不仅能明其学，而且能通其道。传统学问讲求通，认为通与不通是为学的大问题。不通，指的是理与道的不通，同时也指自划畛域、不能打通不同的学术领域，不能把各种学问融为一体。  

　　通人之学与专家之学的分别，在于专家之学是就某一领域而言的，它不一定打通各界，达到通识通学；但通人之学必须打通古今，联结中外。上一个百年，许多第一流的大学者都有通人之学的气象，如严复、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所以，我认为20世纪的整体学问成就是很高的，是乾嘉以后的又一个高峰期。当然，现代学术的一个标志，是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密，不用说，这也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但代价则是通学之士越来越少了。而为学开始阶段的博取与专精问题，是日后走向通人之学和专家之学的起点。这是任何一个以学问为职志的人都会面临的问题。  

　　3、借人讲话与借符号讲话问题  

　　我是指学问的两种建构方式。当然学问的建构，有各种途径和方法，所谓借人讲话和借符号讲话，更多的是对人文学术写作方式的表述。哲学家，特别是那种纯哲学家，他们往往用符号讲话。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范畴、概念。西方这种学者比较多，因为西方有思辨的传统。中国学者纯用符号讲话的比较少，只有一些佛学经典，另外还有金岳霖，他的《知识论》、《论道》，可以看作是用符号讲话的代表。  

　　史学家一般借人讲话。因为历史是人物的活动，离开人物的活动，就无所谓历史。我个人大体上是借人讲话。我研究王国维、陈寅恪，研究现代学术人物，无法不借人讲话。现在学术界有一些青年学人也愿意借符号讲话，但是由于准备不足而往往流于空疏。很急于说一大堆话来建构自己的体系，实际上体系并不因之而建立起来。这样的空疏之学，与其借符号讲话，还不如借人来讲话。  

　　 4、古今中西问题  

　　做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古今中西的问题。一般地说，我们需要做到知古知今，知中知西。高一点的要求，应该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这比较难，只有一些大师级的人物才能达到。上一个世纪的一些大的学者，他们的学问确实达到了这个境界。我们初学做学问的人，我认为至少应该做到知古知今、知中知西。而且应该明白，古今中西并不是对立体，而是应该互相打通的文化区域。晚清时候，西潮汹涌，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受到冲击，把中西学问对立起来的现象非常普遍。“中体西用”的说法，就是一种防范性的文化主张。出发点是为了调和中西、“防弊”，结果是把“中”、“西”对立起来。今天这种现象不应该再有了。如果没有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对中国文化的界定就会失去水准的。同样，作为中国的学者，非常重要的是不忘记本民族的历史地位。也就是应该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知道从哪里来，才知道到哪里去。也就是“数典”而不忘祖。另外在古今关系问题上，学问的当代性问题也非常重要。  


　5、人文写作的主客互动问题  

　　社会科学研究要讲究客观性，甚至需要汰去情感。情感的介入有时可能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乾嘉考据学有六个要素，其中有一个要素是“断情感”。研究中国学术史，我认为乾嘉学术中已经开始有现代学术思想的一些萌芽，就是指这方面而言的。人文科学虽然也讲究客观性，但研究者的主体性是非常突出的。即使是历史学这种客观的科学，在历史写作中史学家的角色也不容忽视。所以，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有“古典”、“今典”，我还提出有“近典”，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他的主体参与非常明显。史学家的角色在历史著作中若隐若现，甚至非常突出，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提出了一个概念——“历史的现在时”。三联书店重新出版《柳如是别传》，邀我作文介绍，在文章的结尾我写道：“天壤之间，有了《柳如是别传》这部书，活的史学，有生命的学术，历史的现在时，从此成为可能。”历史的现在时这个观点，我自己认为非常重要，它涉及到人文写作中存在的主客互动问题。  

　　6、人文从业人员的人文修养问题  

　　首先遇到的是文史哲三科的分与合的问题。人文科学的基础学科还是文学、哲学和历史。学文学的需要走向历史和哲学。中国传统做学问的方法，有个一贯的说法，就是“出文入史”。要求学文学的人应该走入历史，认为只有走入历史，学问才能有成，否则单纯的文学是否能够成学，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只有“出文入史”才能成其为学。但我个人的经验似乎有一个发现。我是学文学出身，后来确实进到了史学的领域，甚至有一段时间还颇有一点很轻文学。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国际汉学会，我被分到历史组。有时与朱维铮先生通电话，我总是说在步他的后尘。但是在史与哲的领域逗留时间久了以后，慢慢发现，对文学还有一种不自觉的怀恋。不仅仅是怀恋，慢慢发现在史与哲的研究中有文学的参与，能使学问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现代性研究中有一个概念叫“情商”，与“智商”相对的一个概念。研究者说那些最高的天才不仅智商高，情商尤其高。文学修养，其实应该是一个人情商的催化剂。当你全身心进入史学与哲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