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个样子了。人文修养、读书，首先可以变化一个人的气质，然后蔚为大观，就可以慢慢转移社会的风气。  

　　另外学术还是一种象征，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我在过去文章中，讲过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王国维说一个国家有最高的学术，是国家最大的荣誉。而大学，就是拥有最高学术的学府。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1931年发表就职演说，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李大钊在纪念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的文章里也强调：“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陈寅恪的一个文化理想，就是希望国家能够尊礼大儒。总之人文科学的作用，对个人来说是变化气质，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则是可以转移风气。  

　　12、声名与沉寂  

　　学问做得好，文章发表得多，著作出版得多，必然会相应的产生一定的名气即知名度。但名气、知名度和学问本身并不是一回事。大学问家往往是沉寂的。没有一个大的学者，没有一个学术上有大的成绩的人，没有经历过学术上的沉寂时期。我找不到反证的例子。王国维的学问，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1912年与罗振玉一起到日本，住在京都的乡下，几乎用了六七年的时间，系统读罗振玉大云书库的藏书，这个时候他几乎与世隔绝。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成就，没有人否认，然而这得力于他1927至1937年在日本的十年苦读。陈寅恪更不用说，他一生都在学问堆里，不求闻达，不求为世人所知。季羡林先生的学问，也是经常在极端的沉寂中做出的，他的最重要的译作、卷帙浩繁的《罗摩衍那》，是在十年动乱与浩劫之中翻译完成的，一边看传达室，一边在小纸条上翻译。李泽厚现在名气很大，其实他是一个喜欢独处、相当沉寂的人。他很少参加会议。他关于康德的书是在下放干校期间写成的。  

　　而且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特别是那些学问深积的著作，并不一定很快得到人们的认识理解。所以古人有“藏之名山”的说法，把著书立说叫做“名山事业”。陈寅恪更是认定他的著作不会见容于当世，不止一次地说“后世相知或有缘”。对学人和学问的理解，不一定取决于研究领域的相近和相同，还有一个“学缘”的问题。总之声名和声望固然很好，但沉寂也是很美的。不为人所知也许比为人所知更有学问的力量。“老树著花无丑枝”，大学问家、大学者的声名，自然是美的。所以连学位都不要的陈寅恪，在给甘于寂寞的学者杨树达写的序中说：“白发者国老之象征，浮名者儒宗所应具。”重要的，是要做到名实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