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后，偶然会发现文学的添补和参与其作用有多大。所以一个人文从业人员，他不仅应该通史通哲，而且应该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哲学家如果没有文学的修养，将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缺陷，我觉得他起码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事实上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而不具备好的文学修养。就连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他的诗词写得也很好。
还有一个问题是“学与人”的问题，即做学问与做人的问题。这是个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老问题。在西方不格外强调这个问题。西方学术界的普遍意识是，不认为做人与做学问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因为学问已经从主体分离出去，是客观的呈现，学问就是学问。中国的学问则常常与人联系起来，倾向认为如果一个人的人格精神不那么好，他的学问也未必真做得好。因此主张可以从文章中看出一个人的人格气象。做大学问要有博大的胸怀、大的气象，然后有大儒、师儒之称。不仅讲究学问，还讲究学养。学养指学问的多方面的修养、多方面的准备，不仅仅是知识储备。这其中有一项指标是学术的味道，我们在不同的做学问的人的身上可以看出不同的味道。
7、论与史的问题
也就是材料和观点的问题。一般做学问、写论文，材料和观点合得好，是初步的要求。因为只有把这两者结合好了，才能有说服力、自圆其说。过去有一个误区，就是一段时间强调“以论代史”，后来觉得不好，又提出“论从史出”。其实两种说法都有些简单化。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有另外一个派别，后来称为“史料学派”，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此一学派的重镇。傅斯年特别重视史料的挖掘，把史料提到了第一位。他说什么叫学问？就是找材料，口号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陈寅恪的基本方法，也是在史中求史识。总之用材料讲话。翦伯赞从前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反对放空炮”，同样是这个意思。我可能是受了傅斯年、陈寅恪他们的影响，我看前人的著作，很大程度上是看他们著作中涉及的材料，而不是寻求他们的观点。在材料与观点到底哪个更重要这个问题上，我想首先不能把两者分开，但我个人更喜欢前人著作中有价值的材料。
8、学术与思想问题
学术与思想是不能分开的。其实讲学术，很大程度上讲的就是学术思想。但前几年，也许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文章，甚至包括我们很尊敬的学者的文章，他们在提倡有思想的学术或者有学术的思想。当时我很诧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学术和思想能够分开吗？难道有没有思想的学术吗？乾嘉学者的研究，他们一定程度上带有纯学术的特点，但他们的学术中没有思想吗？没有思想怎么能建构自己的学术呢？所以我认为，学术和思想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这个看法牵涉到近20年中国学术界所谓的80年代和90年代的分别问题。有人说80年代重思想，90年代重学术。对此，本人不敢苟同。
我的看法是，80年代的学术界有不够扎实的倾向，由于学风不扎实，因此思想也就难以坚定。90年代以后学术界的风气比较扎实一点，因此有了一些不错的看得过去的著作，如是而已。不必发明一个公式，说80年代重思想、90年代重学术。那么岂不是说80年代的思想没有或者少学术，90年代的学术没有或者少思想，逻辑上也不容易讲通。
9、发明与发现问题
从事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写论文、出版著作，总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别人没有涉猎过、没有讲过的东西。这就是学术研究中的发明和发现问题。发现指材料的发现，如甲骨文字、敦煌遗书的发现等等，这是20世纪的学术大发现。小一些的如不时出现的考古新发现，以及每个研究者对课题范围之内的具体材料的发现。前些时我探讨陈寅恪的家学渊源，有诸多材料说明陈寅恪的曾祖父陈琢如对王（阳明）学最为倾服，他的祖父陈宝箴也兼治“姚江”（王学）。那么陈三立呢？一次翻检《散原精舍文集》，突然在一篇陈三立写的墓志铭中，分明看到下列字样：“涉学派，三立意向阳明王氏，微不满朱子。”陈三立自己声明他倾向王学，再没有比这更可靠的证据了。这条材料，对研究义宁之学的渊源来说，应算做一个发现。
学术发明是指学理上的发明。钱大昕是清代的史学家，也是音韵学家。他在音韵学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指出上古汉语没有轻唇音。这在学术上既是发现又是发明。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爬梳比较几百种中外典籍文献，他得出一个结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个结论，在学术上就是重要的发明。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祈望在学术上有所发明和发现。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从业人员，如果写了很多文章、著作，却没有一点发明和发现，这样的研究，其学术意义就大为降低了。但现在的文章、出版物很多，有发明、发现的却很少。
10、学术论文的文体规范问题
9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重视学术规范问题并且有所倡导，这与我个人有一点点关系。我主持的《中国文化》杂志，在9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相当重视学术规范的研讨，专门邀请在美国学习多年的几位中青年学人，举行学术规范的座谈。他们所受训练系统，学术上有自己独立的建树，包括现在执教于南加州大学做人类学研究的阎云翔等。陈平原、汪晖等主持的《学人》杂志，也有一段时期比较重视学术规范的讨论。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也发表不少关于学术规范的探讨文章。这些探讨起到了带领性质，使90年代的学术界开始有了重视学术规范的一定自觉。
但是还非常不够，现在的学风又趋于浮躁，失范现象越来越严重。学术规范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前人和他人的成果问题。很多论文和著作吸收了前人或他人的学术成果，而不注明出处。这在学术上是大不德。学术论文写作，即使是从前人或别人那里受到了启发，也应该申明。大学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立下风范，如果发现掠夺了别人的学术成果，这样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应该不予通过。国外学术界非常重视这方面的规范。一篇正规的论文，别人的意见总是规规整整地写在那里，别人研究到何种程度，而自己提出了什么不同的问题，清清楚楚。我们的一些论文写作，可以说完全不管别人怎么讲。比如我所关注的陈寅恪研究，我看到不少文章都是在重复叙述，完全不顾哪个问题谁最先提出、谁最先发现的。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况，例如注明出处，被认为是论文写作的规范的规范。因此有的学者提出，看一篇论文，不需要看文章本身，只要看后面的注释就可以知道文章的水平。结果现在有的文章，喜欢作大面积的注释，不该加注的也加注，徒增篇幅。
11、学问有什么用
有一次，我在北大历史系给研究生讲课，那天天气特别冷，而且是在晚上，听我讲王国维和陈寅恪两个大学问家同时也是两个悲剧人物的故事。大家进入了学术人物与环境的特殊氛围，情绪显得低落。有个听讲者问：“学问有什么用？”我说：“我其实也觉得没什么用，首先解决不了你现在的情绪低落问题。这需要暖气和阳光一类的东西。”
社会科学，比如经济学、法学，用处是可以看得到的。人文科学如文学、哲学、历史学，它的用处在哪里？古人有“无用之学”和“有用之学”的说法，说“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人文科学的作用，是眼睛不容易看到的。人文科学的作用不是现在时，而是将来时，它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宋代大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朱熹，认为读书可以变化气质，真是一语中的之言。如果很多人都有机会念书，就会形成集体的文化积淀，每个人都有人文方面的修养，这样的人群的气质就不同了。所以教育的普及非常重要。如果中国是一个实现了普及大学教育的社会，我们看到的就不是现在的中国
还有一个问题是“学与人”的问题，即做学问与做人的问题。这是个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老问题。在西方不格外强调这个问题。西方学术界的普遍意识是，不认为做人与做学问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因为学问已经从主体分离出去，是客观的呈现，学问就是学问。中国的学问则常常与人联系起来，倾向认为如果一个人的人格精神不那么好，他的学问也未必真做得好。因此主张可以从文章中看出一个人的人格气象。做大学问要有博大的胸怀、大的气象，然后有大儒、师儒之称。不仅讲究学问，还讲究学养。学养指学问的多方面的修养、多方面的准备，不仅仅是知识储备。这其中有一项指标是学术的味道，我们在不同的做学问的人的身上可以看出不同的味道。
7、论与史的问题
也就是材料和观点的问题。一般做学问、写论文，材料和观点合得好，是初步的要求。因为只有把这两者结合好了，才能有说服力、自圆其说。过去有一个误区，就是一段时间强调“以论代史”，后来觉得不好，又提出“论从史出”。其实两种说法都有些简单化。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有另外一个派别，后来称为“史料学派”，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此一学派的重镇。傅斯年特别重视史料的挖掘，把史料提到了第一位。他说什么叫学问？就是找材料，口号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陈寅恪的基本方法，也是在史中求史识。总之用材料讲话。翦伯赞从前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反对放空炮”，同样是这个意思。我可能是受了傅斯年、陈寅恪他们的影响，我看前人的著作，很大程度上是看他们著作中涉及的材料，而不是寻求他们的观点。在材料与观点到底哪个更重要这个问题上，我想首先不能把两者分开，但我个人更喜欢前人著作中有价值的材料。
8、学术与思想问题
学术与思想是不能分开的。其实讲学术，很大程度上讲的就是学术思想。但前几年，也许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文章，甚至包括我们很尊敬的学者的文章，他们在提倡有思想的学术或者有学术的思想。当时我很诧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学术和思想能够分开吗？难道有没有思想的学术吗？乾嘉学者的研究，他们一定程度上带有纯学术的特点，但他们的学术中没有思想吗？没有思想怎么能建构自己的学术呢？所以我认为，学术和思想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这个看法牵涉到近20年中国学术界所谓的80年代和90年代的分别问题。有人说80年代重思想，90年代重学术。对此，本人不敢苟同。
我的看法是，80年代的学术界有不够扎实的倾向，由于学风不扎实，因此思想也就难以坚定。90年代以后学术界的风气比较扎实一点，因此有了一些不错的看得过去的著作，如是而已。不必发明一个公式，说80年代重思想、90年代重学术。那么岂不是说80年代的思想没有或者少学术，90年代的学术没有或者少思想，逻辑上也不容易讲通。
9、发明与发现问题
从事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写论文、出版著作，总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别人没有涉猎过、没有讲过的东西。这就是学术研究中的发明和发现问题。发现指材料的发现，如甲骨文字、敦煌遗书的发现等等，这是20世纪的学术大发现。小一些的如不时出现的考古新发现，以及每个研究者对课题范围之内的具体材料的发现。前些时我探讨陈寅恪的家学渊源，有诸多材料说明陈寅恪的曾祖父陈琢如对王（阳明）学最为倾服，他的祖父陈宝箴也兼治“姚江”（王学）。那么陈三立呢？一次翻检《散原精舍文集》，突然在一篇陈三立写的墓志铭中，分明看到下列字样：“涉学派，三立意向阳明王氏，微不满朱子。”陈三立自己声明他倾向王学，再没有比这更可靠的证据了。这条材料，对研究义宁之学的渊源来说，应算做一个发现。
学术发明是指学理上的发明。钱大昕是清代的史学家，也是音韵学家。他在音韵学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指出上古汉语没有轻唇音。这在学术上既是发现又是发明。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爬梳比较几百种中外典籍文献，他得出一个结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个结论，在学术上就是重要的发明。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祈望在学术上有所发明和发现。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从业人员，如果写了很多文章、著作，却没有一点发明和发现，这样的研究，其学术意义就大为降低了。但现在的文章、出版物很多，有发明、发现的却很少。
10、学术论文的文体规范问题
9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重视学术规范问题并且有所倡导，这与我个人有一点点关系。我主持的《中国文化》杂志，在9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相当重视学术规范的研讨，专门邀请在美国学习多年的几位中青年学人，举行学术规范的座谈。他们所受训练系统，学术上有自己独立的建树，包括现在执教于南加州大学做人类学研究的阎云翔等。陈平原、汪晖等主持的《学人》杂志，也有一段时期比较重视学术规范的讨论。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也发表不少关于学术规范的探讨文章。这些探讨起到了带领性质，使90年代的学术界开始有了重视学术规范的一定自觉。
但是还非常不够，现在的学风又趋于浮躁，失范现象越来越严重。学术规范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前人和他人的成果问题。很多论文和著作吸收了前人或他人的学术成果，而不注明出处。这在学术上是大不德。学术论文写作，即使是从前人或别人那里受到了启发，也应该申明。大学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立下风范，如果发现掠夺了别人的学术成果，这样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应该不予通过。国外学术界非常重视这方面的规范。一篇正规的论文，别人的意见总是规规整整地写在那里，别人研究到何种程度，而自己提出了什么不同的问题，清清楚楚。我们的一些论文写作，可以说完全不管别人怎么讲。比如我所关注的陈寅恪研究，我看到不少文章都是在重复叙述，完全不顾哪个问题谁最先提出、谁最先发现的。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况，例如注明出处，被认为是论文写作的规范的规范。因此有的学者提出，看一篇论文，不需要看文章本身，只要看后面的注释就可以知道文章的水平。结果现在有的文章，喜欢作大面积的注释，不该加注的也加注，徒增篇幅。
11、学问有什么用
有一次，我在北大历史系给研究生讲课，那天天气特别冷，而且是在晚上，听我讲王国维和陈寅恪两个大学问家同时也是两个悲剧人物的故事。大家进入了学术人物与环境的特殊氛围，情绪显得低落。有个听讲者问：“学问有什么用？”我说：“我其实也觉得没什么用，首先解决不了你现在的情绪低落问题。这需要暖气和阳光一类的东西。”
社会科学，比如经济学、法学，用处是可以看得到的。人文科学如文学、哲学、历史学，它的用处在哪里？古人有“无用之学”和“有用之学”的说法，说“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人文科学的作用，是眼睛不容易看到的。人文科学的作用不是现在时，而是将来时，它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宋代大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朱熹，认为读书可以变化气质，真是一语中的之言。如果很多人都有机会念书，就会形成集体的文化积淀，每个人都有人文方面的修养，这样的人群的气质就不同了。所以教育的普及非常重要。如果中国是一个实现了普及大学教育的社会，我们看到的就不是现在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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