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外来作物：以水果为例(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这两种作物成为当时最好的救荒作物，并且充分利用了中国东南及西南的丘陵地。有学者将明清人口的快速成长归因于这些作物的引进。
三、中国外来作物的引进方式
中国的地理形势看似封闭，实则仍与四方保持密切的联系，然而因为史书上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的记载一向缺乏，故常常被忽略。一般而言，中国外来物种的引进方式如下：
1、文化扩张的结果
中国文化从黄土高原、黄淮平原之间的谷地开始发展，在生活空间扩大的同时也在与自然环境竞争着。从微观的层面而言，个人与自然界间的合作与斗争不断的在进行着，将草莽转化成适合人居住的环境，将野生植物驯化为可供利用的作物。所谓的“中国内部”事实上也有许多未开发的地方、居住着生活型态互异的居民。例如春秋战国时期所谓的胡与汉事实上常常是杂处的，比邻而居于北方平原上，彼此也常常呈现竞争的关系，而以生活型态区分彼此。中国文化大部份时期常常保持这种内部族群合作又竞争的情况，并不是一般想象中的全然是汉族的农业社会。从巨观层面而言，中国文化常常因政治、社会的因素扩张，这种生活空间的扩大，常常跟随着新物种的引入。例如三代时期从渭水谷地拓展至黄河、淮河下游；秦汉统一时期因为国力强盛得以初步的像西北、东南、西南和东北四方扩展；魏晋南北朝北方的动乱反而使得南方的产业大为进展；以及唐朝对于西北、明朝对于西南和清朝对于东北的经营，都使得中华文化圈内各个互相歧异的物种得以有交流的机会。这种生活空间的扩大，无形中也增加了物种库的复杂程度。
2、与草原民族的接触
欧亚大陆内部的宽广草原，从西伯利亚、中国东北、经由蒙古、新疆、中亚、波斯、阿拉伯半岛、北非沿海、南俄平原，一直延伸到欧洲平原，其间畅通无阻，是游牧民族的天然舞台。这些游牧民族一方面彼此之间有很频繁的往来，一方面与其大陆边缘的农业民族有物产交换或侵略掠夺的关系，物种因而得以藉此迅速的在欧亚大陆四周传递。最近对于中亚游牧民族的研究越来越多，显现出即使是相隔遥远，从中国西北到欧洲北方的游牧民族，由于迁徙和密切联系的缘故，其文化常常有共通之处。在各地区政治、社会势力都尚未成熟的时代，小麦、粟等作物，马、羊等牲畜，以及铁器、轮子等发明，即是仰赖这些游牧民族，而得以迅速的在欧亚大陆两端之间扩散。
3、战争或政治因素
战争虽然对农业与人民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但是伴随两个文化之间的大规模战争的，常常是物种和发明的迅速交流。以西方的例子而言，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印度、蒙古东征以及西班牙征服中南美洲，都在当地产生相当大的物种冲击，而地理大发现后的殖民运动，更改变了全球的物种分布。就中国而言，汉武帝吞并河西走廊、经营西域，以及唐朝对西北和西南的战争等，都从西方引进了相当多的物种，如葡萄、胡桃、苜蓿等等。而近代的帝国主义，亦使中国接受许多了许多新作物。
4、对外贸易
中国藉由陆路与海路而与西方、印度、南洋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在唐朝时，广州为沟通南海的孔道，有上万名阿拉伯人长期居住贸易，而成都则为西域、吐番、大理、印度之间的辐辏中心，也是著名的国际城市。而元朝的泉州更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这种密切的贸易来往，直接间接的促进物种交流，例如印度棉花传入中国和中国丝传入西方，对双方的纺织品产生重大的影响，而香料、药材等奢侈品，更常经由这种管道传递。而在世界贸易体系极为发达的现代，世界贸易更已成为物种传播最主要的途径。
5、有意的栽培和引进
部份人士有意常常栽培与引进新物种，以促进自己或公众的利益。例如前述的占城稻和甘藷，都是官员主动向外地引进。汉武帝也曾经有过把外地的植物拿到长安宫苑种植的实验，其中有些成功了。这种有意的物种实验在中国的记载中不在少数，其中很有名的就是唐时牡丹花的移植。此外也有一些中国的物种经由这种途径传播到外地，例如原产于中国云贵高原、青康藏高原的杜鹃花，便是经由英国人的移植，而成为西方受欢迎的园艺作物之一。
四、中国的水果
关于中国外来作物的研究，以往多半集中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如茶、棉花）上，对于水果、蔬菜等副食品的讨论不多见。事实上中国的水果种类十分丰富，对于水果的应用相当早，并且是第一个发展出复杂的“接枝法”的地方。中国对于水果的广泛运用，可以从各种祭祀、典礼、会议、馈赠都使用到水果可以看出来。《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凡祭祀、宾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即是主掌果园以及礼仪上用果的官。《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则表示出早期中国广泛的在赠礼中使用水果。以下以各种水果传入的地方，简单的介绍中国水果的传播与运用：
1、中国北方的水果
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最常出现的水果是桃、李、枣、栗，其次是梨、梅、杏、榛、柿、瓜、山楂、桑椹，其它如杞、花红、樱桃也偶而会出现。这些大抵就是早期中国北方原生的温带果树，或者是很早就传入中国的物种。
其中最常见的桃、李、枣、栗常常被用来当作祭礼或馈礼之用。除了前述《诗经》“投桃报李”的典故以外，《左传》中有“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而枣栗则常用于祭礼，并且是妇人的“挚”（即见面礼），其常见可以见得。这四种水果中又以桃最为常见。《诗经》中经常可以见到以桃为主题的诗歌，超过其它植物。《诗经》所赋比兴的对象常是生活中所见之物，可见桃树的普遍，以至于常常入诗。而在春秋战国时，亦有许多以带有“桃”字的地名，如桃丘、桃林等。
中国的桃可能在公元前一、二世纪从中国西北经中亚传入波斯，在由波斯传入希腊和欧洲各国，以至于西方早期以为桃原产于波斯，而称其为Persica，即波斯之意。
2、早期从南方引进的水果
随着南方逐渐纳入中国文化圈，许多原产于南方的水果也渐渐被食用。其中包括了橘、柚、柑、橙、荔枝、龙眼、林檎（又称花红）、枇杷、杨梅、橄榄。这些水果的物种来源除了中国南方的原生种以外，也有来自印度和南洋的。
其中原产于长江中下游的柑橘类较早被运用，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很常见了。《淮南子》中有“橘逾淮为枳”的故事（在《列子》中是柚），其内容是有人到南边的吴国（长江下游）吃到好吃的橘子，于是把它移植到淮河的北边，结果却变成酸的枳。这个故事除了可以见得此时橘柚主要产在淮河以南外，更显现出在春秋战国时对于物种的移植实验已经有了高度兴趣。橘柚此时常被合称，被认为是南方特产。《尚书·禹贡》：“淮海维扬州，厥包橘柚为锡贡。”《吕氏春秋》：“果之美者，云梦之柚。”前者把橘柚当作是扬州（长江下游）上贡的特产，后者则说明云梦（长江中游）为柚的重要产区。
荔枝等其它水果，多产于西蜀或岭南，稍比橘柚等晚为中国所熟知，但至少在汉朝，这些水果也都算蛮常见的了。荔枝相传是汉武帝破南越（经广东）所传入的，也有传说是南越王赵佗献给汉高祖的。因为远在岭南，路途遥远，得来不易，一般视为珍果。汉朝曾经赐给匈奴单于橘、橙、荔枝、龙眼等北方罕见的水果。而更有名的则是杨贵妃喜欢吃荔枝的传说。唐朝诗人因而有许多题咏荔枝的诗作，如韩偓《荔枝》：“巧裁绛片裹神浆，崖蜜天然有异香，应是仙人金掌露，结成冰入茜罗囊。”
枇杷也是南方的水果，产于西蜀、岭南、荆州、扬州。因为产量不多，常常与荔枝并称，两者都首见于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林檎则是一种和苹果相近的水果，同为蔷薇科植物。原产于
三、中国外来作物的引进方式
中国的地理形势看似封闭，实则仍与四方保持密切的联系，然而因为史书上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的记载一向缺乏，故常常被忽略。一般而言，中国外来物种的引进方式如下：
1、文化扩张的结果
中国文化从黄土高原、黄淮平原之间的谷地开始发展，在生活空间扩大的同时也在与自然环境竞争着。从微观的层面而言，个人与自然界间的合作与斗争不断的在进行着，将草莽转化成适合人居住的环境，将野生植物驯化为可供利用的作物。所谓的“中国内部”事实上也有许多未开发的地方、居住着生活型态互异的居民。例如春秋战国时期所谓的胡与汉事实上常常是杂处的，比邻而居于北方平原上，彼此也常常呈现竞争的关系，而以生活型态区分彼此。中国文化大部份时期常常保持这种内部族群合作又竞争的情况，并不是一般想象中的全然是汉族的农业社会。从巨观层面而言，中国文化常常因政治、社会的因素扩张，这种生活空间的扩大，常常跟随着新物种的引入。例如三代时期从渭水谷地拓展至黄河、淮河下游；秦汉统一时期因为国力强盛得以初步的像西北、东南、西南和东北四方扩展；魏晋南北朝北方的动乱反而使得南方的产业大为进展；以及唐朝对于西北、明朝对于西南和清朝对于东北的经营，都使得中华文化圈内各个互相歧异的物种得以有交流的机会。这种生活空间的扩大，无形中也增加了物种库的复杂程度。
2、与草原民族的接触
欧亚大陆内部的宽广草原，从西伯利亚、中国东北、经由蒙古、新疆、中亚、波斯、阿拉伯半岛、北非沿海、南俄平原，一直延伸到欧洲平原，其间畅通无阻，是游牧民族的天然舞台。这些游牧民族一方面彼此之间有很频繁的往来，一方面与其大陆边缘的农业民族有物产交换或侵略掠夺的关系，物种因而得以藉此迅速的在欧亚大陆四周传递。最近对于中亚游牧民族的研究越来越多，显现出即使是相隔遥远，从中国西北到欧洲北方的游牧民族，由于迁徙和密切联系的缘故，其文化常常有共通之处。在各地区政治、社会势力都尚未成熟的时代，小麦、粟等作物，马、羊等牲畜，以及铁器、轮子等发明，即是仰赖这些游牧民族，而得以迅速的在欧亚大陆两端之间扩散。
3、战争或政治因素
战争虽然对农业与人民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但是伴随两个文化之间的大规模战争的，常常是物种和发明的迅速交流。以西方的例子而言，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印度、蒙古东征以及西班牙征服中南美洲，都在当地产生相当大的物种冲击，而地理大发现后的殖民运动，更改变了全球的物种分布。就中国而言，汉武帝吞并河西走廊、经营西域，以及唐朝对西北和西南的战争等，都从西方引进了相当多的物种，如葡萄、胡桃、苜蓿等等。而近代的帝国主义，亦使中国接受许多了许多新作物。
4、对外贸易
中国藉由陆路与海路而与西方、印度、南洋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在唐朝时，广州为沟通南海的孔道，有上万名阿拉伯人长期居住贸易，而成都则为西域、吐番、大理、印度之间的辐辏中心，也是著名的国际城市。而元朝的泉州更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这种密切的贸易来往，直接间接的促进物种交流，例如印度棉花传入中国和中国丝传入西方，对双方的纺织品产生重大的影响，而香料、药材等奢侈品，更常经由这种管道传递。而在世界贸易体系极为发达的现代，世界贸易更已成为物种传播最主要的途径。
5、有意的栽培和引进
部份人士有意常常栽培与引进新物种，以促进自己或公众的利益。例如前述的占城稻和甘藷，都是官员主动向外地引进。汉武帝也曾经有过把外地的植物拿到长安宫苑种植的实验，其中有些成功了。这种有意的物种实验在中国的记载中不在少数，其中很有名的就是唐时牡丹花的移植。此外也有一些中国的物种经由这种途径传播到外地，例如原产于中国云贵高原、青康藏高原的杜鹃花，便是经由英国人的移植，而成为西方受欢迎的园艺作物之一。
四、中国的水果
关于中国外来作物的研究，以往多半集中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如茶、棉花）上，对于水果、蔬菜等副食品的讨论不多见。事实上中国的水果种类十分丰富，对于水果的应用相当早，并且是第一个发展出复杂的“接枝法”的地方。中国对于水果的广泛运用，可以从各种祭祀、典礼、会议、馈赠都使用到水果可以看出来。《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凡祭祀、宾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即是主掌果园以及礼仪上用果的官。《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则表示出早期中国广泛的在赠礼中使用水果。以下以各种水果传入的地方，简单的介绍中国水果的传播与运用：
1、中国北方的水果
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最常出现的水果是桃、李、枣、栗，其次是梨、梅、杏、榛、柿、瓜、山楂、桑椹，其它如杞、花红、樱桃也偶而会出现。这些大抵就是早期中国北方原生的温带果树，或者是很早就传入中国的物种。
其中最常见的桃、李、枣、栗常常被用来当作祭礼或馈礼之用。除了前述《诗经》“投桃报李”的典故以外，《左传》中有“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而枣栗则常用于祭礼，并且是妇人的“挚”（即见面礼），其常见可以见得。这四种水果中又以桃最为常见。《诗经》中经常可以见到以桃为主题的诗歌，超过其它植物。《诗经》所赋比兴的对象常是生活中所见之物，可见桃树的普遍，以至于常常入诗。而在春秋战国时，亦有许多以带有“桃”字的地名，如桃丘、桃林等。
中国的桃可能在公元前一、二世纪从中国西北经中亚传入波斯，在由波斯传入希腊和欧洲各国，以至于西方早期以为桃原产于波斯，而称其为Persica，即波斯之意。
2、早期从南方引进的水果
随着南方逐渐纳入中国文化圈，许多原产于南方的水果也渐渐被食用。其中包括了橘、柚、柑、橙、荔枝、龙眼、林檎（又称花红）、枇杷、杨梅、橄榄。这些水果的物种来源除了中国南方的原生种以外，也有来自印度和南洋的。
其中原产于长江中下游的柑橘类较早被运用，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很常见了。《淮南子》中有“橘逾淮为枳”的故事（在《列子》中是柚），其内容是有人到南边的吴国（长江下游）吃到好吃的橘子，于是把它移植到淮河的北边，结果却变成酸的枳。这个故事除了可以见得此时橘柚主要产在淮河以南外，更显现出在春秋战国时对于物种的移植实验已经有了高度兴趣。橘柚此时常被合称，被认为是南方特产。《尚书·禹贡》：“淮海维扬州，厥包橘柚为锡贡。”《吕氏春秋》：“果之美者，云梦之柚。”前者把橘柚当作是扬州（长江下游）上贡的特产，后者则说明云梦（长江中游）为柚的重要产区。
荔枝等其它水果，多产于西蜀或岭南，稍比橘柚等晚为中国所熟知，但至少在汉朝，这些水果也都算蛮常见的了。荔枝相传是汉武帝破南越（经广东）所传入的，也有传说是南越王赵佗献给汉高祖的。因为远在岭南，路途遥远，得来不易，一般视为珍果。汉朝曾经赐给匈奴单于橘、橙、荔枝、龙眼等北方罕见的水果。而更有名的则是杨贵妃喜欢吃荔枝的传说。唐朝诗人因而有许多题咏荔枝的诗作，如韩偓《荔枝》：“巧裁绛片裹神浆，崖蜜天然有异香，应是仙人金掌露，结成冰入茜罗囊。”
枇杷也是南方的水果，产于西蜀、岭南、荆州、扬州。因为产量不多，常常与荔枝并称，两者都首见于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林檎则是一种和苹果相近的水果，同为蔷薇科植物。原产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