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景教的研究肇始于明末天启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及对碑文的解读,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敦煌、吐鲁番、内蒙古、泉州等地景教遗物的发现,其研究渐趋深入,可以说,中国景教的研究是随着景教遗物的出土而前进的。国内的研究至朱谦之《中国景教》出版而成一总结。是书作于1966年,至1993年才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同时又由人民出版社作为哲学史家文库的一种再版。其关于景教的介绍,虽以中国的情况为主,但亦用不少笔墨述及其他地区;虽以引诸家之说为多,然其内容架构、课题的提出已足资后来者所用,比如其中关于景教受摩尼教、祆教、儒学、佛教、道教之影响的论述便可见一斑。此书附录过录了景教碑的汉文、叙利亚文铭文,附录二为“中国景教研究参考书要目”。对此书的介绍有黄心川《朱谦之与〈中国景教〉》(《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黄夏年《〈中国景教〉简介》(《中国天主教》1994年第1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的景教遗物的发现和考定,中国大陆的景教研究又出现了一个高潮。
  这20年来的研究专著有江文汉的《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知识出版社,1982年)、翁绍军校勘并注释的《汉语景教文典诠释》(三联书店,1996年)。《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一书包括《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中国的犹太人》这三个独立的部分。《景教》部分介绍了西方文献中唐以前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传说,指出那只是传说不是史实,介绍了唐太宗的宗教政策,主要部分是对景教碑的研究,著录了景教碑的汉文部分并作了翻译,另外附录敦煌文献中的七篇景教文献,稍作注解。《元朝的也里可温》有“景教在元朝的再现”一部分,介绍了长老约翰王(ＰｒｅｓｔｅｒＪｏｈｎ)的传说和元朝的著名景教人物雅八拉哈(Ｙａｂａｌａｈａ,原名Ｍａｒｋｏｓ)、巴扫马(ＢａｒＳａｗｍａ)、马薛里吉思(ＭａｒＳａｒｇｉｓ)的事迹,附录《镇江大兴国寺记》。《汉语景教文典诠释》一书为刘小枫主编的“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中的一种,该书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序听迷诗所(诃)经》、《一神论》、《宣元至本经》、《大圣通真归法赞》、《志玄安乐经》、《三威蒙度赞》、《尊经》这八种唐代的景教文献作了比较详细的注释,可惜有些地方未注出处,也有些地方是可略而不注的,且书末也未附索引。导论“汉语景教文典的思想内容和传述类型”对收录的景教碑和《序听迷诗所(诃)经》、《一神论》、《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这四篇景教经文的思想内容作了综述(导论先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五章第四节的基督教部分(陈得芝执笔)有关于元代景教在西北、北方诸地、东南沿海的分区叙述。〔英〕阿·克·穆尔著《一五五零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中华书局,1984年),为景教研究者多所参考。
　　20年来主要的研究成果是一些论文,总共有100多篇。其中周良霄《元和元以前中国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年)是一篇总述性的文章,偏重域外文献,对于西方文献中涉及中国景教的内容作了较多的梳理,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唐、元二代的景教。第一部分“唐宋以来基督教的传布”认为南北朝时或有景教徒来华;第二部分“十一至十二世纪中基督教在我国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详述了敦煌、阿力麻里附近、塔剌思、克烈部、乃蛮部、汪古部、Ｑｕｎ人诸地景教的传播,并考Ｑｕｎ人可能在唐古,指出蒙古地区基督教文化的传入是以新疆诸部为中介而成的,尤其是畏吾儿,并分析了“约翰王”的传说在欧洲的产生,认为这反映了东方景教的繁盛;第三部分“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时期基督教的活动”指出成吉思汗等人对待外来宗教的优容态度带来了基督教在蒙古人中的盛行,许多王妃、大臣皈依了基督教;第四部分“元代基督教的分布”对元代基督教作了分区的叙述;第五部分“政府的管理和待遇”;第六部分“宗教矛盾与政治斗争”认为爱薛和阿合马之间的尖锐矛盾是景教与伊斯兰教矛盾的一种表现。
　　其余的论文以下按“关于唐代的景教碑及唐代景教”、“关于西域及中国北方地区的景教”、“关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景教”、“关于元代景教的其他研究”、“关于景教与其他宗教、文化的关系”这五个部分作简要的介绍。

　　　　　　　　　　　　　　一、关于唐代的景教碑及唐代景教

　　唐代景教最主要的研究成果应推林悟殊、荣新江《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1992年),此文就所谓李盛铎旧藏、后归日本小岛靖氏而以“小岛文书”著称的《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两件写本的真伪问题作了一个全面的研究,从“小岛文书”的来历不明,羽田亨、陈垣等学者所见的李氏所藏景教经典写本绝非“小岛文书”,“李氏题记”为另裱且行文蹩脚令人难以置信其出于一位翰林的大手笔,印文不同于可以确定的李氏藏书印且用印不合李氏在重要的写本上钤多枚印章的习惯,开元年间称大秦寺有悖于史载,天宝四年称大秦寺而此前则称波斯寺等方面综考这两件写本是伪作。这很好地警示我们在用敦煌文献时必须注意辨伪的问题。至少以后学者在研究唐代景教时,如果要以这两件写本为史料的话,必先就林、荣二位的伪本说再作一番辩驳。前述翁绍军校勘并注释的《汉语景教文典诠释》就包括这两件写本,但却没有对其真伪的说明,可能是校勘者并未见林、荣二位的这篇论文。这一问题,陈怀宇《所谓唐代景教文献两种辨伪补说》(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又从用韵等角度作了补充论证。
　　一般认为景教传入中国内地在贞观九年阿罗本之来华,事见唐景教碑。龚方震《唐代大秦景教碑古叙利亚文字考释》(《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指出隋代《翟突娑墓志》中的“突娑”即是景教碑中的“迭屑”,认为翟突娑是先阿罗本至我国的景教徒。按“突娑”即“迭屑”乃波斯语Ｔｅｒｓａ的音译,伯希和早已指出,但Ｔｅｒｓａ在波斯语中既指基督教徒,亦指祆教徒,这一因素,作者似未考虑。龚文又引成书在6世纪中叶的《世界基督教地志》指出此书作者,生在亚历山大的埃及人Ｃｏｓｍａｓ为较早从海道来中国的景教徒,但毕竟教徒之到来与宗教之传入是有区别的,证据确凿的景教传入时间应取景教碑贞观九年的说法。龚文的主体是对景教碑中的叙利亚文字进行了转写、音写、译文、注释这一系列工作,其中有关语法、词源多有论及,提出了一些新看法:碑首行文字中的ｐａｐｓ,伯希和释ｐａｐｓｉ,认为是“法师”的音译,龚文以为来源于希腊文ｐａｐｐａｓ,义为“神父长老”或“僧”;又提出“马儿哈昔”与“马儿哈昔牙”的区别,后者不能指耶稣;又Ｓａｒａｇ来自印度西北方言,指天堂,转称洛阳。龚文还指出景教碑的文字是叙利亚文早期的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ｌｏ字体,并推测中文、叙利亚文出自两人手笔。徐自强《〈大秦景教碑流行中国〉考》(载《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介绍了向达先生所藏的两种景教碑拓本,对碑文中的一些词句作了解释。周祯祥《关于“景教碑”出土问题的争议》(《文博》1994年第5期)评述了伯希和、穆尔、冯承钧、洪业、佐伯好郎、岑仲勉诸人对于景教碑出土时间、地点的考证成果,并指出了争论的缘由与意义。周祯祥《浅识景教碑几个叙利亚文字考释之歧异》(《文博》1996年第6期)择选了几个诸家解说不同而对理解碑文比较关键的叙利亚文词汇作了综合分析,认为Ｐαｐｓｄｓｉｎｓｔａｎ中Ｐαｐｓ这一称号的理解关键在于认识到冠以此称号的景净为中国景教会的最高领导人;ｉｚｄｂｕｚｉｄ为伊斯而非行通,ｄｕｌ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