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译为“向”,在句中意为向中国诸帝传教,对ｋｒｕｚｕｔｈｕｎｄａｂｈａｉｎ的理解涉及伊斯建碑的原因,有纪念传经的“众教士”和纪念众教士所传之“道(经)”两种理解,不可确定;ＭａｒＳａｒｇｉｓ是尊称;Ｇａｂｒｉｅｌ究竟是谁还不可确认;Ｓｉａｎｇｔｓｕａ可释“上都(长安)”,但和其他三处以Ｋｕｍｄａｎ称长安相矛盾。林悟殊《摩尼教“三常”考———兼论景教碑“启三常之门”一句的释读》(载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认为摩尼教中的“三常”为占据北、东、西三个方位的常明王国的简称,代表了光明王国,景教碑中的“三常”借用自摩尼教,“启三常之门”即“打开天堂之门”的意思,这样的解释不同于通常以“三常”为“信望爱”的解释。
　　对景教碑研究史的介绍有耿昇《外国学者对西安府大秦景教碑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林悟殊《西安景教碑研究述评》(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
　　除以上述及者之外,林悟殊近来还发表多篇有关唐代景教研究的文章:《敦煌遗书〈大秦景教宣元本经〉考释》(《九州学刊》第六卷第四期,1995年)、《景教在唐代中国传播成败之我见》(载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三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富冈谦藏氏〈一神论〉真伪存疑》(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西安景教碑有关景寺数量词考释》(《国学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盩厔大秦寺为唐代景寺质疑》(《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4期)、《唐代首所景教寺院考略》(载饶宗颐主编《华学》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敦煌本〈志玄安乐经〉佐伯录文质疑》(《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高楠氏藏景教〈序听迷诗所经〉真伪存疑》(《文史》第五十五辑,中华书局,2001年)、《敦煌汉文唐代景教写本研究述评》(载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2年)。在他的研究中,对《一神论》和《序听迷诗所经》这两种所谓敦煌景教文献的真伪也提出了怀疑,值得重视。他的主要论文结集为《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一书,文后附有“唐代景教研究论著目录”,是详细的中文、日文、西文唐代景教研究文献目录。
　　盩厔(周至)大秦寺是受到学者关注的另一处与唐代景教相关的遗存,最近,又有学者对大秦寺仅存的大秦寺塔作了考察,但未发现与景教相关的遗存(李崇峰《陕西周至大秦寺塔记》,《文物》2002年第6期)。
　　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收入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根据西安出土的波斯人李素和其妻卑失氏的墓志,指出这是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葛承雍《唐代长安一个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重新研究了50年代出土的《米继芬墓志》,由志文所载米继芬小儿子为大秦寺僧,认为“暗示了其(指米继芬)父辈、祖辈必定都是景教徒,至少可以肯定米继芬心目中只有景教崇拜”,这样的推测并无确证,只能说米继芬这一家粟特人不同于大部分的来华粟特人之信仰祆教,可能具有景教信仰的背景。荣新江《〈历代法宝记〉中的末曼尼与弥施诃———吐蕃文献中的摩尼教和景教因素的来历》(载王尧编《藏学研究丛刊·贤者新宴》,北京出版社,1999年;收入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利用佛教文献钩辑出唐朝灵州一带的摩尼教和景教,由于被禅宗看作是外道,而被带到剑南,写入灯史,并进而北传敦煌,西入吐蕃的历史。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考察了唐五代宋时期高昌回鹘的景教信仰。黄夏年、梁晓俭《唐代景教四则》(《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涉及景教传入的路线、景教依佛教而传入、景教在唐代的影响、景教衰亡的原因这几个问题,其中提到藏文史籍《红史》、《萨迦世系》记载了元代景教的情况、景教有可能传入朝鲜半岛,倒是值得注意的。
　　20世纪初洛阳出土的唐《阿罗憾墓志》是唐代中西交通研究的重要资料,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波斯侨民阿罗憾墓志跋》(《学术集林》卷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重申了朱谦之所持阿罗憾即景教碑中的罗含的观点,并提出阿罗憾的死因是景教受到佛、道之徒的围攻,阿罗憾因此受到突然打击,怀恨而亡。对此,学者还有不同的意见。
　　此外,有陈静《基督教在甘肃早期史事发隐》(《西北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安希孟《景教在唐朝衰弱的原因》(《社会科学报》1992年3月5日)、周祯祥《从景教碑所镌僧寺看中西交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文博》1993年第5期)、李伯毅《唐代景教与大秦寺遗址》(《文博》1994年第4期)、刘阳《最早的汉译基督教文献与翻译中的误解误释》(《暨南学报》1995年第1期)、杨志玖《唐代景教》(《历史教学》1997年第4期)、路远《〈景教碑〉移藏西安碑林经过》(《文博》1997年第5期)、张晓华《景教东渐初探》(《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林仁川《唐朝景教的传播及其影响》(《安徽史学》1998年第3期)、陈怀宇《景教在中古中国的命运》(载饶宗颐主编《华学》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计翔翔《“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时间考析》(《文史》第五十八辑,中华书局,2002年)等等。



　二、关于西域及中国北方地区的景教西域

　　景教之传入中国西北部当早于贞观九年,且其影响亦大于中国内地。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的聂思脱里教分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七辑,1983年)在详细考证的基础上叙述了景教在畏兀儿地区、阿力麻里、海押力、哈喇鲁部、虎思窝鲁朵地区、可失哈儿、鸭儿看、撒麻耳干诸地的分布。高永久《西域景教考述》(《西北史地》1994年第3期)述及自6世纪至14世纪景教在西域的传播,早期是在?哒人、突厥人中间传播。高永久另一文《景教的产生及其在西域的传播》(《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3期)首先认为景教产生于5世纪初,其次认为许多著作中所持的景教于5世纪初叶就开始在中亚传播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提出5世纪末叶景教才开始在西域传播的看法。探讨同样问题的还有刘仲康《景教在新疆的传播及其影响》(《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第11期)。
　　继黄文弼先生的发现之后,1980年在阿力麻里古城又发现一块景教石刻,《新疆阿力麻里古城又发现一块基督教叙利亚文刻石》(《文物》1985年第4期)作了简要报道,公布了照片。刻石为砾石,单面阳刻十字和两行叙利亚文。
　　本世纪初在吐鲁番出土了一批回鹘文景教文献,国外学者多所论及,国内的学者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些介绍。李经纬《回鹘文景教文献残卷〈巫师的崇拜〉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2期)据苏联学者马洛夫1951年刊本将此残卷译为汉文,故事是关于犹太的黑洛狄亚斯王(ｈｉｒｏｄｉｓ)的巫师接受基督教的。阿里木·朱玛什《高昌回鹘王国时代景教残卷研究》(《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8期)、卡哈尔·巴拉提《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及其文物》(《新疆大学学报》维吾尔文版1986年第3期)也有对此卷的研究。
　　杨富学《回鹘景教研究百年回顾》(《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介绍了20世纪中外学者关于宋元时代流行于回鹘民族的景教的研究状况。其中涉及的回鹘景教遗物有的是和回鹘民族有密切关系的汪古部人的遗物。
　　敦煌。1988—1995年敦煌莫高窟北区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件罕见的叙利亚文写本,双折共四面,第一面为叙利亚语、回鹘双语隔行交替书写,其他三面为叙利亚语。段晴就叙利亚语部分作了释读,公布了该文书的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