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以及拉丁字母转写及译文(《敦煌新出土叙利亚文文书释读报告》,载《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敦煌新出土叙利亚文书释读报告(续篇)》,《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确认是叙利亚语《圣经·诗篇》的一部分,供景教信仰者于每日黄昏祷告时唱诗之用,证明元代景教在敦煌曾经有过实践活动。牛汝极《莫高窟北区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回鹘文佛教双语写本再研究》(《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作了重新转写和翻译,指出前者研究的不足,提示写本中朱笔所写的并不是《诗篇》的内容,只是起提示作用,这对理解写本很有帮助。文章还提到1986—1990年间敦煌发现的一件叙利亚文双面写本残卷,内容也与景教相关。
　　内蒙古。汪古部的景教信仰是中国景教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汪古部的主体成员是来自西域的回鹘人,随着他们的向东迁徙,也将景教带到新的居处,在其活动中心今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达茂联合旗)一带发现了许多景教遗物。
　　盖山林《元代汪古部地区的景教遗迹与景教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载黄盛璋主编《亚洲文明》第一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介绍了汪古部地区景教遗迹的概况,包括达茂旗敖伦苏木古城及附近的古叙利亚文石碑和汉、蒙、叙三体残碑,四子王旗的耶律公神道碑等颇为重要的发现;讨论了赵王、耶律氏、马氏、赵氏诸世家的景教信仰,汪古部地区的景教最终融入喇嘛教、儒家、道教的结局等内容。盖山林另有《元“耶律公神道之碑”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第1期)。正茂《元代汪古部基督教浅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第6期)探讨了与盖文类似的几个问题,此外还论及汪古部以景教世家为中心、并结合景教徒组成政权机构来统治人民,元廷为了拉拢汪古部的统治势力对汪古部的景教采取了保护和扶植等问题。盖山林《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元代基督教遗迹》(《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3期)详细介绍了新疆和内蒙古等北方草原地带发现的元代基督教遗迹,并结合文献阐明了产生这些遗迹的历史背景,对元代基督教徒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予以肯定,盖文介绍的元代基督教遗迹主要是景教遗迹。张莉莉《基督教在早期蒙古部落中的传播》(《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分析了基督教为汪古、克烈、乃蛮三部所信奉的原因,认为一是这三部曾是操突厥语族语言的突厥—回纥部落,而突厥—回纥部落曾接受聂斯脱里教,一是当时蒙古各部信奉萨满教,萨满教具有包容性的特点,在教义上与基督教有某种程度的契合,这两点成为三部接受基督教的良好的基础条件。此外,作者也指出基督教在三部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影响并不大,占主要地位的仍是萨满教。80年代初期,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城子乡城子村所在的元代松州故城发现一块元代也里可温教徒瓷质碑刻,张松柏《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出土的也里可温教瓷质墓碑》(《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1期)公布了图案和文字的摹本,认为是墓碑。碑体略呈长方形,正面绘出黑褐色铁锈花图案,主体是一个大十字架,十字架中心是一圆环,环内绘一朵六瓣莲花,十字架下托一朵九瓣莲花,十字架上部两侧各写有一行古叙利亚文,下部两侧各写有四行回鹘文,据回鹘文铭文可知墓主是一位将军。张松柏、任学军《赤峰市出土的也里可温瓷质碑》(《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布仁巴图、浩斯、丹森《赤峰市郊出土的古回鹘文碑研读》(《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95年第1期)相继作了碑文释读。随后乔吉《读赤峰市出土的古回鹘文碑铭》(《蒙古学信息》1995年第2期)重新作了音写及旁译,并作了详细的注释,纠正了前面学者的一些释读错误,认为是在亚历山大纪年1564年(公元1241年)为纪念术安·库木哥将军(ＹｕｑｎＫ櫣ｍｇｅＳｅｎｇｇ櫣ｍ)建筑宫室、围墙而立的,另外附有拓片。〔法〕Ｊａｍｅｓ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牛汝极《赤峰出土景教墓砖铭文及族属研究》(《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认为是墓砖,也公布了拓片,对叙利亚文、回鹘文铭文作了详细考释,得知墓主是名为药难[Ｙ(ａ)ｗｎａｎ,约翰]的一位将军,死于亚历山大纪年1564年(公元1253年),并进而推断他为汪古部人,其名字即元人所译的月合乃。对比可知乔吉文中公元年代的推算有误。 鲍音《古松州古回鹘文瓷碑考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1期)也对此碑作了进一步研究。王大方《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出土窝阔台汗时期的古回鹘文景教瓷碑考》(《内蒙古师大学报》2000年第5期)着重指出此碑并非墓碑,而是一方记事碑,也附有拓片。乔吉、王大方两位认为这位术安可能和欧洲传说中信仰基督教的约翰有关,其实在信仰景教的汪古部中,有多位名为术安的驸马(可参看周清澍《历代汪古部首领封王事迹———汪古部事辑之三》,原载《文史》第十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后收入周清澍《元蒙史札》,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可见取基督教名术安在汪古部是很通常的做法,这正是汪古部信仰景教的反映。
　　1991年内蒙古的考古工作者又在赤峰市松山区城子乡古松州城址采集到一件城内出土的元代景教徒墓碑,昭乌达蒙族师专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资料室《古松州城址发现元代也里可温教徒墓碑》(《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1年增刊《北方民族文化》)作了介绍,该碑为瓷质白釉,正面用铁锈花色勾勒图案,碑的上方为一大十字架纹,中心画圆环,环内绘荷花,十字架的下部托一大朵莲花,十字架上方左右两侧各画写一行八思巴文,下部两侧书写三行古叙利亚文。这一件墓碑同前述的80年代所出的一件在质料、图案方面都很相像,可惜报道时未附拓片和照片,详情不知,但与前述材料出土地点相同,是同一材料也未可知。


　三、关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景教

　　有关元代东南沿海地区景教的文献材料很少,然而随着在泉州、扬州大量景教遗物的发现,大家更清晰地认识到景教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
　　泉州。夏鼐的《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考释了1940年出于泉州城墙的一方汉文、叙利亚字母突厥文墓碑,对于汉文分析了其中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里牙、帖迷答扫马诸名称的含义,对于叙利亚字母拼写的突厥文则转引了日人村山七郎的译写,推测墓主是远宦泉州的信仰景教的汪古部官员,并提到泉州设教长一事。杨钦章的两文《试论泉州聂斯脱里派遗物》(《海交史研究》1984年第6期)与《泉州景教石刻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4期)内容、结构大致相同,在对1984年前泉州出土的景教遗物作了总体考察之后,认为景教初传泉州在元初,其来源有海路和陆路两方面,而信奉者多为波斯人、中亚人、蒙古人。1984年泉州涂门外津头埔吊桥边发现一方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挡土石,铭刻汉文,年代是大德十年(1306年),作铭者为吴?哆呢?。因称“吴?哆呢?碑”,是泉州景教石刻年代最早的一块,志诚、叶道义《泉州发现也里可温吴?哆呢?碑》(《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作了介绍,并判断为景教遗物;杨钦章、何高济《泉州新发现的元代也里可温碑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一文对此碑为景教遗物的考定又补充了三点理由,提出泉州为景教的主教管区、且存在一个活跃的景教会的看法,推测作铭者吴?哆呢?来自波斯等地。1985年泉州城外东北部又出土了一方汉文、八思巴文合璧的景教徒墓碑,年代为延?甲寅(1314年),叶道义、志诚《泉州再次发现八思巴文基督教碑》(《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1期)作了介绍。杨钦章《刺桐十字架的新发现》(《泉州市志通讯》1986年第1、2期)、《南中国“刺桐十字架”的新发现》(《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4期)两文介绍了近年新发现的两方尖拱形基督徒墓碑,其一饰十字、莲花、云朵,1987年发现于泉州东门外,另一碑饰有翼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