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云朵,1988年发现于泉州东门城墙遗址至仁凤街一带。在后一文中推测这两方墓碑为来泉意大利方济各会使徒的遗物。吴幼雄《福建泉州发现的也里可温(景教)碑》(《考古》1988年第11期)将八方墓碑石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作了分析,其中包括五方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挡土石,一方弧首长方形墓碑,两方尖拱形墓碑,尖拱形中的7号即是前面杨钦章文中所说的“刺桐十字架”中的一方,但吴文判断为景教遗物。吴文另外提到泉州景教昌盛在于吸纳各族之人。杨钦章《元代南中国沿海的景教会和景教徒》(《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描述了镇江、扬州、温州、刺桐(泉州)四地景教的状况,认为在1313年前东南地区已经存在严密的景教会,并形成了主教管辖区,此外又分析了景教与中国旧有思想习惯妥协的问题。
　　照那斯图《元代景教徒墓碑八思巴字考释》(《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2期)对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年)一书收录的至大四年辛亥(1311年)墓碑、?(时)岁甲子(1324年)墓志碑和1985年泉州城外东北部出土的延?甲寅墓道碑(前已作介绍)中的八思巴字铭文作了考释,其中《泉州宗教石刻》所录的三件已由蔡美彪作过考释。这四件石刻的八思巴字拼写的语言是汉语,作者认为所刻八思巴字除最后一个或两个字表示石刻名称外,其余都属汉姓,作者从八思巴字本身的角度作了拟定,依前述顺序为:“开、山、朱、延、可、訾、云、墓”,“易、公、刘、石”,“叶、石、墓志”,“翁、叶、杨、石墓道”,此外,第二、三、四件石刻所拟姓氏最后一个宇除可能表示姓氏外也可能为“氏”的译音。〔法〕哈密屯(ＪａｍｅｓＨａｍｉｌｔｏｎ)、牛汝极《泉州出土回鹘文也里可温教(景教)墓碑研究》(《学术集林》卷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对1941年泉州东城门基出土的一方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挡土石上的回鹘文铭文作了详细考释,墓碑年代为“羊年、腊月、满、二月”,引述ＣｏｕｉｓＢａｚｉｎ的考证结果,知为1311年12月31日,墓主是名为玛尔达的女性,称其为公主,不知应作何解释。牛汝极《泉州叙利亚———回鹘双语景教碑再考释》(《民族语文》1999年第3期)对1943年泉州仁风门外东校场附近发现的一方景教石刻(收录于《泉州宗教石刻》)的铭文重新作了转写、汉译、考释。林悟殊《泉州“摩尼教墓碑石”为景教墓碑石辨》(《文物》1988年第8期)指出收录于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的被认为是摩尼教徒的墓碑石的两方石刻(编号109、110)应是景教徒的墓碑石。
　　扬州。扬州自唐代以来一直是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朱江《基督教文化东传扬州史略》(《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2期)对元代景教传入的史实作了概要的描述。1981年扬州城西北扫垢山南端出土了一方延?四年(1317年)大都忻都妻也里八世的墓碑,朱江《扬州发现元代基督教徒墓碑》(《文物》1986年第3期)作了介绍,附拓片,称其中的域外文字为以叙利亚文字母拼写的突厥文。王勤金《元延?四年也里世八墓碑考释》(《考古》1989年第6期)对墓碑上的汉文铭文作了考释,于域外文字亦径称为以叙利亚文字母拼写的突厥文,并考墓主为普通的蒙古人。〔英〕Ｎ.Ｓｉｍ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牛汝极《扬州出土突厥语———汉语———叙利亚语合璧景教徒墓碑研究》(《学术集林》卷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确定是用叙利亚文拼写的突厥语、叙利亚语,重点对此作了拉丁字母标音、转写、词语诠释和汉文、英文译释。并对忻都、也里八世的族属作了研究,认为忻都应是操突厥语的民族,以畏兀儿的可能性最大,而也里八世的族属较难推断。忻都在同碑的突厥语中拼作ＹｏａｎｉｓＳａｍ  ａ,相去甚远,我怀疑可能是教名,另外这一石刻形制较小,高不足30厘米,不少中国出土的用于景教徒墓葬的石刻形制都很小,并不合中国墓碑之制,我想可能是墓室中之物。牛汝极《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书的第三章第五节“回鹘文及其文献”介绍了七种回鹘文景教文献,在回鹘文碑铭的介绍中也提到了景教墓碑,并收录了他对80年代初期内蒙古赤峰出土的景教徒墓砖的研究成果;第七节“叙利亚文及其文献”中收录了他对扬州三种文字的景教徒墓碑的研究。他的《叙利亚文和回鹘文景教碑铭在中国的遗存》(载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99年)、《中国突厥语景教碑铭文献概说》(《民族语文》2000年第4期)对中国发现的相关材料作了收集、介绍。
　　云南。云南景教一般认为是在元代传入的。段玉明《云南景教考》(《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推测早在唐代景教可能已经传入南诏。其引《南诏野史》唐禧宗时僧人景仙出使南诏,南诏有景净寺的几条史料不可忽视,然其释景教碑中“望风律以驰艰险”,“总仗西郊、宾迎入内”几句则未免胶柱。


　四、关于元代景教的其他研究

　　元代所称也里可温教主要指景教,有时也包括天主教,多民族的元代社会同时也是多宗教繁荣发展的社会,所以景教也自然为许多元史研究者所关注。
　　邱树森《元代文化史探微》(南方出版社,2001年)一书包括了一组研究元代基督教的文章:《基督教在元代中国的传播》、《“大兴国寺记碑”研究》、《元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争》、《元亡后基督教在中国的湮灭》,从中可以了解元代景教的各方面的状况。
　　保存在《至顺镇江志》中的重要元代景教文献《大兴国寺记》为许多学者熟知,刘迎胜《关于马薛里吉思》(《元史论丛》第八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通过《大兴国寺记》中马薛里吉思所建景寺非汉语寺名和马薛里吉思语源的研究,认为马薛里吉思的母语可能是突厥语。
　　《马可·波罗游记》也是有关元代中国景教的重要史料,刘迎胜还曾在《蒙元时代中亚的聂思脱里教分布》一文中论证《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撒麻耳干有一柱子悬空的聂思脱里教堂与《大兴国寺记》记载的一所柱子悬空的大教堂有着共同的来源。姚大力《乃颜之乱杂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1983年)提到乃颜利用基督教来煽惑辽东人心,马可·波罗关于他以十字徽帜作为战旗的记载并不是无根之谈。马文宽、李兰琴《〈马可·波罗游记〉所录中国基督教初考》(载《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马可·波罗》,商务印书馆,1995年)收集了《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聂思脱里教的材料,并通过其他材料证明《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是可信的,另外对马可·波罗所记的基督教情况在我国基督教发展史上所处的阶段性作了一些分析。
　　朱江《从〈马可·波罗游记〉联想到的几点》(载《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马可·波罗》)对于元代的“也里可温”、“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人”几个名词作了区分,认为“也里可温教”只指聂斯脱里教,不指天主教。关于“也里可温”这一名称,乌恩最近提出意为“有特权的人(们)”的新解释(《“也里可温”词义新释》,《蒙古史信息》2001年第1期)。
　　元代景教徒之西使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件盛事。王永生《试论拉班·扫马出使欧洲及其影响》(《新疆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分析了扫马和另一景教徒马可的族别,扫马出使的原因和经过,忽必烈时代元朝与伊利汗国及基督教欧洲的关系。周祯祥《元代景教徒扫马和马可》(《西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对扫马和马可二人的生世、西行历程,以及扫马后来又出使欧洲,马可又任大主教的事迹均作了介绍,此外还介绍了有关两人传记的波斯文文献的多种语言的翻译情况。
　　有关元代景教的文章还有杨富学《宋元时代维吾尔族景教略论》(《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收入杨富学《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徐飞《蒙元时期基督教在华兴盛的原因》(《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李伯毅《元代陕西也里可温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