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会风习研究的开拓者傅衣凌先生 ——再论近二十年来关于明清“奢靡”风习的研究(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3] 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
[4] 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刘志琴:《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
[6]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牛建强、汪维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5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
[7] 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嫂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8]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222,249,239页。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 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四、关于“奢靡”风习的成因
一些学者着重从经济,特别从商品经济来分析。徐泓认为,社会风气的转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正是商品经济水平的差距造就了华北与江南奢侈风气的差异。牛建强、汪维真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明代中后期风尚取向的变化分为三个等差及类型。还有许多学者也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的。[1]
一些学者的看法与此相反,认为对经济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强调其他方面的作用。蓝东兴认为,是人们对享受与发展需要没有正确认识,也与政治腐败关系密切。李景屏认为,关键在于封建制度使得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很难用于扩大再生产,其中绝大部分流向消费领域。[2]
一些学者重视从制度方面来分析。在消费经济理论方面,于光远指出,必须重视一国的社会制度对社会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决定作用。周绍泉曾从经济制度方面分析明代服饰变化。暴鸿昌认为晚明奢靡风气的根源是明代政治腐败的产物。王家范更加强调政治制度的作用,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所有奢侈性高消费无不依靠政治权力的支撑。林丽月认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华侈相高、服饰的违制奢僭是商品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提升的后果,而君主的违制滥赏与晚明法制的松弛更是加速了服饰礼制流于具文。[3]
一些学者注意从心理与思想等方面来分析。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婚丧方面的奢侈与人们的虚荣攀比心理有密切关系。巫仁恕认为明代平民服饰风尚的转变,不仅仅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动力的,也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心态。吴存存认为明代纵欲风气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思想界的阳明心学。[4]
一些学者注重具体分析,强调时空特殊性与具体因素。如官僚贵族、外地生活方式的诱导。[5]王振忠指出,明代中叶扬州社会风尚的剧烈变化更具体更直接的原因是,成弘年间东南盐政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大批盐商汇集淮、浙。陈国栋指出,达官贵人的奢侈,未必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必然的关系。[6]
[1]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 107—173页。牛建强、汪维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王兴亚:《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
[2]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 于光远:《于光远同志关于消费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封信》,载《求索》1982年第4期;周绍泉:《明人服饰探论》,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6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250页。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5] 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④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357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
[3] 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
[4] 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刘志琴:《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
[6]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牛建强、汪维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5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
[7] 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嫂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8]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222,249,239页。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 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四、关于“奢靡”风习的成因
一些学者着重从经济,特别从商品经济来分析。徐泓认为,社会风气的转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正是商品经济水平的差距造就了华北与江南奢侈风气的差异。牛建强、汪维真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明代中后期风尚取向的变化分为三个等差及类型。还有许多学者也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的。[1]
一些学者的看法与此相反,认为对经济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强调其他方面的作用。蓝东兴认为,是人们对享受与发展需要没有正确认识,也与政治腐败关系密切。李景屏认为,关键在于封建制度使得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很难用于扩大再生产,其中绝大部分流向消费领域。[2]
一些学者重视从制度方面来分析。在消费经济理论方面,于光远指出,必须重视一国的社会制度对社会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决定作用。周绍泉曾从经济制度方面分析明代服饰变化。暴鸿昌认为晚明奢靡风气的根源是明代政治腐败的产物。王家范更加强调政治制度的作用,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所有奢侈性高消费无不依靠政治权力的支撑。林丽月认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华侈相高、服饰的违制奢僭是商品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提升的后果,而君主的违制滥赏与晚明法制的松弛更是加速了服饰礼制流于具文。[3]
一些学者注意从心理与思想等方面来分析。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婚丧方面的奢侈与人们的虚荣攀比心理有密切关系。巫仁恕认为明代平民服饰风尚的转变,不仅仅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动力的,也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心态。吴存存认为明代纵欲风气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思想界的阳明心学。[4]
一些学者注重具体分析,强调时空特殊性与具体因素。如官僚贵族、外地生活方式的诱导。[5]王振忠指出,明代中叶扬州社会风尚的剧烈变化更具体更直接的原因是,成弘年间东南盐政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大批盐商汇集淮、浙。陈国栋指出,达官贵人的奢侈,未必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必然的关系。[6]
[1]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 107—173页。牛建强、汪维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王兴亚:《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
[2]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 于光远:《于光远同志关于消费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封信》,载《求索》1982年第4期;周绍泉:《明人服饰探论》,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6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250页。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5] 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④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357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
上一篇:清代市镇管理初探(之二)
下一篇:藏族民居——宗教信仰的物质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