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会风习研究的开拓者傅衣凌先生 ——再论近二十年来关于明清“奢靡”风习的研究(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6] 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五、对“奢靡”风习的评价
学者们围绕着各自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对“奢靡”风习的评价,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代表、预示着新旧交替的曙光,解决了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冲击了封建伦理与等级观念,是对理学家禁欲主义的批判与唾弃,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觉醒,推动了商品经济生产,刺激了手工艺进步与特色产品的产生。[1]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基本肯定的。[2]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奢靡”风习对等级制度的冲击,与当时等级制度的衰退,一般均有很高或正面的评价,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保留意见,例如邱仲麟认为,平民可能与上层社会的旧有生活水准接近,但上层社会某些成员的物质享受则可能更进了一步;巫仁恕则具体地论证了士大夫创新服饰以重新塑造身份。[3]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积极作用,但总体上看,还是基本否定的。他们认为奢侈之风造成社会贫困和混乱,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不利于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4]
一些学者则同时指出“奢靡”风习的正、负面影响。[5]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高消费,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6]
与以上总体评价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则进行了具体分析,尽管其中的某些论文并非是专论“奢靡”风习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地区的后果不同,可谓因地而异。其中,或认为城乡有别,或认为在江南与其他地区的作用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时期的后果不同,可谓因时而异。
一种观点对“奢靡”风习出现的时期与地区并重,就具体内容进行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各阶级、阶层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在贵族官僚与庶民百姓之中有所差别。[7]
更有学者批评我们在社会风气评价中的功利倾向,主张发掘这些变化的其他内涵,并对陆楫的经济思想进行深人分析。[8]
笔者在作本专题的学术史回顾时发现,研究者很少对自己使用的“奢靡”概念、明清人的奢靡观念等基本问题予以讨论与界定,而且讨论中很少直面地进行观点商榷,这在大陆学界更为突出。这些均为我们今后应该注意的问题。
上述学术史回顾的部分内容,笔者曾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刊发过,今补充了研究背景与部分台湾学术界研究成果,并对原有部分内容作了增删改动,谨此作为对傅衣凌先生的纪念。
[1]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
[2] 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业读清人笔记札记之一》,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徐私:《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6月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 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5]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4,363页。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页。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胡一雅:《中国封建社会各阶级等级的消费》,《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6] 萧国亮:《清代两淮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其经济影响》,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7] 牛建强、汪维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
[6] 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五、对“奢靡”风习的评价
学者们围绕着各自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对“奢靡”风习的评价,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代表、预示着新旧交替的曙光,解决了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冲击了封建伦理与等级观念,是对理学家禁欲主义的批判与唾弃,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觉醒,推动了商品经济生产,刺激了手工艺进步与特色产品的产生。[1]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基本肯定的。[2]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奢靡”风习对等级制度的冲击,与当时等级制度的衰退,一般均有很高或正面的评价,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保留意见,例如邱仲麟认为,平民可能与上层社会的旧有生活水准接近,但上层社会某些成员的物质享受则可能更进了一步;巫仁恕则具体地论证了士大夫创新服饰以重新塑造身份。[3]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积极作用,但总体上看,还是基本否定的。他们认为奢侈之风造成社会贫困和混乱,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不利于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4]
一些学者则同时指出“奢靡”风习的正、负面影响。[5]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高消费,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6]
与以上总体评价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则进行了具体分析,尽管其中的某些论文并非是专论“奢靡”风习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地区的后果不同,可谓因地而异。其中,或认为城乡有别,或认为在江南与其他地区的作用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时期的后果不同,可谓因时而异。
一种观点对“奢靡”风习出现的时期与地区并重,就具体内容进行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各阶级、阶层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在贵族官僚与庶民百姓之中有所差别。[7]
更有学者批评我们在社会风气评价中的功利倾向,主张发掘这些变化的其他内涵,并对陆楫的经济思想进行深人分析。[8]
笔者在作本专题的学术史回顾时发现,研究者很少对自己使用的“奢靡”概念、明清人的奢靡观念等基本问题予以讨论与界定,而且讨论中很少直面地进行观点商榷,这在大陆学界更为突出。这些均为我们今后应该注意的问题。
上述学术史回顾的部分内容,笔者曾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刊发过,今补充了研究背景与部分台湾学术界研究成果,并对原有部分内容作了增删改动,谨此作为对傅衣凌先生的纪念。
[1]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
[2] 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业读清人笔记札记之一》,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徐私:《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6月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 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5]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4,363页。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页。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胡一雅:《中国封建社会各阶级等级的消费》,《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6] 萧国亮:《清代两淮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其经济影响》,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7] 牛建强、汪维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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