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理论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摘要】合理性问题是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梳理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理性诉求,从合理性理论的历史性发展整理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困境”的韦伯到“整合”的哈贝马斯使现代性问题成为社会理论批判的关键问题,这首先来自于合理性理论的发展:从工具合理性到交往合理性。现代化理论也随之丰富。
 
  【关键词】合理性 现代性 现代化 韦伯 哈贝马斯
 
  由于传统与现代、传统性与现代性、现代与后现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范畴不断涌现,学术界对“现代性”的争论与批判一直没有停息过,而“合理性问题”的社会理论批判是核心的内容。“‘批判与危机’成为了分析的模式,因为现代意识发现自己面对着挑战,而且必须处理许多问题。随着未来的视野不断扩大,这些问题也就涌入了越来越不安的现实当中。主要有一点被认为具有‘批判’意义,这就是不断提高的社会复杂性。因为,随着生活世界的分化和非传统化,社会复杂性也在不断加强。” [1](p182)合理性问题不仅仅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现代社会所不可回避的问题。现代社会的突出问题是社会合理性问题,可以说:现代化的发展与困境集中在合理性问题与合理化问题上。20世纪西方社会哲学和社会学集中了这一问题的讨论和批判。其中,韦伯和哈贝马斯成为两个重要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旗手,合理性的维护成为两位思想家的核心内容。
 
  一般而言,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理论的开端。“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的核心思想是从时代的科学经验,而不是从美学经验中生发的。启蒙思想家受牛顿科学成就的启发,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在现代自然科学中找到了理性的典范,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获取真理的普遍方法。启蒙精神的显著特征是科学的理性主义。科学既是合理性的典范,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工具。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的自然科学和数学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哲学纷争,提供了一种理解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可靠工具。” [2](p34)科学、理性和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精神动力,启蒙精神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和乐观主义的。理性主义成为合理性的主体内容。
 
  合理性是指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诉求:理解与批判。一般认为:合理性是与西方传统相对应的,现代欧洲独特文明的总和,它赋予西方社会整个现代化过程以一种有秩序的运动,符合理性、符合目的性的色彩。因而,合理性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本质属性的解释,也确实集中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本质的诠释,但我们可以从中寻求一般性来探讨和把握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另外,合理性内涵集中了理性、理智性的内涵。[3](序p2)由于角度的差异和时代发展的变化与需要,合理性问题从韦伯到哈贝马斯经历着理论与现实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巨大的,由“困境的韦伯”的“工具合理性”到“整合的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本文首先理顺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思想发展,然后从合理性理论发展整理现代化理论的思想基础。
 
困境的韦伯
 
     韦伯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俾斯麦时代的“经济的腾飞”奇迹般地迅速完成了工业化过程。可以说,德国的现代化是区别于英美模式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模式”,社会出现了对启蒙颠覆:工具理性的膨胀却带来了价值理性的缺失。“随着不可避免的专业化和理智化的过程,主要作用于物质领域的进步,也将精神的世界分割得七零八落;生活领域的被分割,进而使普世性的价值系统分崩离析,信仰的忠诚被来自不同领域的原则所瓜分,统一的世界于是真正变成了‘文明的碎片’” [4](p4)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韦伯本人是处在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趋于衰落的年代。” [4](p9)因而,韦伯主要是对当时的浪漫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回应。
 
  韦伯的合理性诠释
 
  韦伯是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考察合理性问题,即人是不是理性地认识和表达了客观的真实世界。这是哈贝马斯认为的“传统的合理性:表达或传达的合理性”。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是西方理性精神的合理化发展的结果。“只有理性的行为和社会组织才能够产生理性的实证自然科学,也才能够产生理性的法律、以科层制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理性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而这一切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 [5](p175)韦伯强调工具理性,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工具-目的合理化过程。
 
  韦伯把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合理性的行动类型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 “工具理性”是基于目的的合理性,指在一个限定的、对实现的目标所可资运用的手段的评估,预测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并由此基础上追求预定的目的,属于客观的合理性;“价值理性”则是信仰和理想的合理性,指根据某种信仰或信念和理想的、绝对的目标要求而引发的理性行为,实现这种信仰和理想的手段也必须是符合价值的,属于主观的合理性。进而,合理性划分为形式的合理性(可以导致可计算的结果,但不能保证结果的意义,它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和实质的合理性(对于结果的价值判断具有实质的意义),西方社会合理化或现代化具体体现在“世界图象的合理化”的“文化的合理化”和“科层化与官僚化”的“社会的合理化”。由于合理性的悖反,西方现代化进程出现“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意义失落和自由失落成了韦伯对现代性的基本判定,由此,这两大主题是后人对启蒙和现代性思想反思和批判的核心内容。
 
  “照韦伯的看法,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特征是‘工具理性’越来越压倒‘价值理性’。传统的宗教-形上世界观的‘解魅’既加强了同一价值体系内部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也导致了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多样性和相对性。这样,不同价值之间的合理选择的可能性让位于不同工具、目标之间的合理选择的可能性:对于某个既定目的(不管它是如何确定的)来说,最合理的选择是最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的选择。在韦伯所研究的新教那里,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恰好是一致的:世俗的工具合理行动的成功是虔诚的新教徒宗教上的价值追求的重要方面。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两者是不统一的;对某种价值的追求往往是不计成本的、甚至是不计成败的。” [6]以新教徒“天职”观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精神,就体现了这一结合。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结合,使得新教伦理援济下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功利层面上收财获利,在价值层面上驱逐了传统主义,得以大获全胜。然而,这种结合是短暂的。资本主义占据社会统治地位之后,一方面,工具理性大大发展了。它使得传统社会的一切神圣价值“祛魅”,导致现代社会中一切行动都变成可计算、可预测的,并把功能效率原则突显到极致。另一方面,价值目标则逐渐被抛弃。宗教精神被迫退隐了。财富的诱惑最终使得清教徒的宗教理想逐渐模糊。“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工具合理性导致价值的非合理性,“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3](p142-143)韦伯揭示了现代性的起源,一方面深刻批判现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征,另一方面又强调作为现代人无奈的命运,现代文明注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可见,现代西方社会的合理化过程主要是形式合理性增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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