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道主义话语在80年代常被宽泛地称为一种"思潮"，本文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这一思潮在80年代的具体展开过程，尤其是其中的三种主要表现形态，即80年代前期以"阶级性"http://www.lunwentianxia.com/"人性"作为对偶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80年代中期的"主体论"和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哲学"。侧重分析有着内在一致性的三种形态建构了何种"个人"观念，及其与80年代的新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或隐或显的关联形式。
　　本文主要观点为：人道主义话语在80年代以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关于人的普遍价值的面貌出现，但其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通过对个人观念的重塑，建构了一种新型的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形态，因而成为80年代的新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以"人性"作为修辞策略，在关于"家"http://www.lunwentianxia.com/"国"的书写中，将对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转化为一种文化认同；"主体论"在其隐蔽的"个人"http://www.lunwentianxia.com/"社会"的对立结构中，对应于"现代"http://www.lunwentianxia.com/"传统"的论述模式，将个人主体性的倡导落实于关于"现代国民"的塑造之中；"文化哲学"则将"个人"的观念的建构转换为"审美生成"问题，通过对"审美"的非现实性和"解放"意义的强调，构造出一种自律、自我完成的中产阶级主体想象。
　　关键词：个人、国家、意识形态、现代性、人性、阶级性、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主体论、国民、人学、文化哲学、审美解放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重要转折时期之一，它意味着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结束由冷战阵营构造的"封闭"时期，在"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口号下，步入全球资本市场的开端。这一转折期的最重要特征，如戴锦华所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裂隙"，即"政权的延续、意识形态的断裂与社会体制的变迁"1。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尽管不是改朝换代而延续了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形式，并且仍旧借重了毛泽东时代的国家话语形态，但其意识形态内涵已然更换，且政治、经济、社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适应资本市场的需要。这一转折过程同时伴随着一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即重新安置"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其具体形态则是被宽泛地称为"人道主义思潮"的新人文话语。这种话语以高扬个体的"主体性"作为主要特征，在打破毛泽东时代的个体认同方式的同时，重新建构出一种新型的个人观念，在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上确立了一种新的关系模式。本文试图较为详细地考辨人道主义思潮的具体话语形态，借重何种理论资源确立起论述的合理性，尤其是其中建构的"个人"观念，并进一步考察这种观念和80年代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80人道主义思潮及其三种形态
　　在20世纪中国语境中，作为现代性话语的核心构成的"人道主义"，是一种类似于福柯(Michel Foucault )所言的重复出现的一个或一组"主题"。2五四时期被周作人称为"辟人荒"3的现代人文话语，30年代关于"人性"和"阶级性"的论争，50-60年代在"阶级论"成为唯一合法的国家意识形态时期作为"异端"出现的论"人情"和"文学是人学"，8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以至1993-1996年间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都可视为这一"主题"的变奏形态。其中，尤其值得分析的是8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这不仅因为80年代是现代性话语急剧膨胀的时期，人道主义话语构成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意识形态，而且因为80年代一方面以"五四的复兴"为其特征，这一历史时期被视为重复了五四时期从传统（封建）社会中迈向现代社会的时刻，从而集中重申了五四乃至整个现代中国的启蒙话语；另一方面则因为80年代成功地完成了一种话语转换，即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从马克思主义话语向非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转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8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是20世纪中国现代人文话语的集散地，既有五四式启蒙主义的人文话语，又可把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论争视为其后果或重申；既重复了30年代"人性"http://www.lunwentianxia.com/"阶级性"的论战过程，也是50-70年代作为"异端"的人道主义话语的主流化。不同理论脉络和意识形态脉络的人文话语参差错杂地交织为一个响亮的声音：文学界形象地称之为"大写的\’人\’"，哲学、美学界则笼统地称之"人学"。
　　80年代的人道主义经常被泛泛地称为一种"思潮"，这种关于"人"的价值话语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形成了一种普遍被认可的新"常识"。在既有的论述中，它常常与"新启蒙主义"混杂在一起，而对其知识类型的分析和具体表现形态的描述并不多见。从知识谱系或理论资源上而言，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形态：其一是国际共运或马克思主义历史实践脉络上的异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其一是以五四新文化为主包括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欧洲的现代启蒙话语；另一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在批判现代工业社会基础上产生的生存/生命哲学（"文化哲学"）。前者成为对抗既有国家意识形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其理论上的争辩主要发生在哲学界，并作为一种新的关于"人"的叙事实践在文学创作之中；后两者是"新启蒙主义"思潮的主要构成，即在传统（中国）/现代（西方）的框架内重申现代性价值，在语词系统和表象上重复了五四启蒙话语，并在宽泛的"人学"意义上把20世纪非理性哲学容纳其中，它在文学批评界和美学界产生了更大影响。这三种形态在80年代呈现出一个线性展开的过程，并围绕不同的核心范畴展开论述。尤为有趣的是，三种形态的提倡者在年龄和知识结构上亦呈现出一种"老"、"中"、"青"三代这种"代际"差别，并对应着80年代不同时段活跃于社会文化舞台上的知识群体。但这些不同形态的话语分享着共同的关于"人"的理念，即在普泛意义上将"个人"视为绝对的价值主体，强调其不受阶级关系、社会历史，乃至文化建构限定的自由和自我创造的属性，以此对抗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国家对个人的压抑和监控。但由于这一思潮展开的过程事实上也是当代中国被卷入全球资本市场的过程，用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的话说是"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4的过程，人道主义话语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抗，在80年代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实则对应于资本/市场关于个人的重组，因此，这一话语本身成为一种新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构成。人道主义话语所建构的关于个人/国家、个人/阶级、个人/社会、个人/文化之间的对抗关系在80年代并非实存，而是一种针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意识形态话语。
　　在80-90年代的当代中国由一个隔绝于冷战资本主义阵营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转变为深刻地卷入全球化资本市场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人道主义思潮提供了最具整合力的意识形态，成功地完成了一次"人"的重构。这一主体的重构过程所包含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是对一种主体建构形式的颠覆，同时是另一种主体建构方式的确立。首先，在"阶级性"和"人性"的对抗表述中，表明50-70年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已经无法成功地整合起人们对其生存处境的认知。这一问题普遍地存在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在经历自我变革的过程当中，比如50年代的南斯拉夫、匈牙利、60年代的苏联等。他们共同选择了马克思1932年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其理论依据。这里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如何使用马克思主义经典，如何辨析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关系，而在于人们体验历史的观念在发生改变。正如阿尔都塞(Lious Althusser )在60年代一篇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的文章中问道的："这里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人？苏联人为什么需要有关于人的观念，就是说，需要以帮助他们体验自己的历史的关于他们自己的观念？"5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话语内部的分歧正既表现了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困境，也是其理论的困境。8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强调："人是我们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