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生产不是目的，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不是目的"6，其实隐晦地拒绝了"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起最后决定作用"等一套马克思主要在《资本论》中阐释的问题系和概念系，而选择了另一套人性、异化、人道主义的抽象范畴。在重申一种关于"人"的价值取向的同时，并没有对已有的历史实践和正在展开的社会变革进程提供建构性的理论阐释。70年代后期开始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论争，在1984年被迫终结。但关于"人"的重建问题并未随之停止，而是策略性地游离于马克思主义话语资源之外，形成了以"主体论"和"人学"为主要表达语汇的新启蒙主义思潮。正如一些学者7敏锐地指出的那样，新启蒙主义在重申现代性意识形态时，将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隐喻性地转换为前现代的"封建"历史，从而将80年代中国的变革过程类同于五四时期，同时也是欧洲从中世纪转向世俗社会的现代化初始时期。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话语内部，关于"人"的观念的讨论由于与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发生冲突而被强行抑制下去，那么新启蒙主义思潮则避开了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而成功地转换为80年代的新主流意识形态和常识。但这两者共享着似乎不言自明的前提，即一种进化论历史线索上的"现代化"观，和具有普遍本质的自我创造的"主体"。"人"脱离了其具体的历史语境，亦拒绝任何对"人"在社会中的结构性生存状况的讨论，而成为高悬于理想主义真空中的镜像询唤。事实上，伴随着人道主义思潮而完成的，是对个体价值、家庭伦理、传统性别秩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国族身份等的重申，它们参照于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压抑个人、"公"压抑"私"的僵化政权形象的想象，在民族国家内部的张力当中形成反抗的正当性。
　　90年代后中国的现实处境使得80年代的人道主义话语被作为问题提出。冷战格局的结束、全球资本市场的形成使中国真实地置身于"世界"格局之中。如果说民族国家形象曾经成为压抑的来源，并构成人道主义话语反抗的支点，那么，资本市场作为更有效的组织机器开始醒目地呈现为一种更大的压抑力量。"人"不再作为对抗于"非人"的国家机器而自由飘散的个体，而成为了在自由市场当中不自由地生存的劳动力。1993-1996年间，中国知识界所展开的"人文精神"论争，相当具有症候性地呈现出80年代新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话语与全球化、市场化处境之间的错位，人道主义则成了其间无关痛痒的微弱抗议。
　　在上述多重历史和理论的面向上，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成为反省现代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有效关节点。而具体地分析其中蕴涵的"人"的观念，尤其是个人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连接方式，则是深入辨析这一思潮的一个有效的切入点。
　　二、 "人性"修辞和"家"http://www.lunwentianxia.com/"国"想象
　　在70-80年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问题得以提出的契机，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发端、被称为"思想解放"的潮流。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对自身提出的公开质疑。这种质疑主要集中于"阶级性"和"人性"这样一组对抗的元素当中，"阶级性"和"阶级斗争"这一源自马克思主义并由列宁主义发扬的范畴被看作一种"异化"的脱离了人的本性的主体组织形式，成为僵化且专制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化身而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批判。
　　文学界是首先表现这一问题的领域，也正是通过文学，对"阶级性"的批判和对"人性"的倡导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整合力的"形象、神话、观念和概念"的意识形态表象体系。文学作品不仅在情节层面表现僵化的国家政权对个人造成的压抑和伤害（如造成很大社会影响的"伤痕文学"的代表作《班主任》、《伤痕》等），而且在叙事模式和理论话语的层面颠覆50-70年代的主流表述。可作为典型个案分析的是70-80年代之交引起争议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8。它以一个艺术家的经历，串联起知识分子在49年建国前后的普遍遭遇，并以颇有意味地提出了"人"（个人、民族）与"非人"（国家政权）的对偶形式。主人公凌晨光与两个女性之间富于传奇色彩的爱情被作为"人性"的呈现，而自然风光的描绘则成为"祖国"的主要想象内涵，构成摧残和压抑力量的是已经被"神"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遭受的惨痛经历则被呈现在一种"非人"的情境当中，即被驱逐出社会成为荒无人烟的芦苇荡中"蓬头垢面、衣裳褴褛的逃亡者"，最终在雪原上冻饿而死，"他用余生的力量在洁白的大地上画了一个\’？\’，问号的那一点就是他已经冷却了的身体"，同时天空中"雁阵排着\’人\’字，缓缓飞来，铺天盖地的\’人\’字"。如果说新中国意识形态曾经用"白毛女"的故事建构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中国把鬼变成人"，那么《苦恋》则将这一叙事模式转换为相反的内涵。天空大雁排成的"人"字，成为这一时期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表达对"人"的观念和价值的重申。另外一些作品，则直接针对50-7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中关于"阶级性"和"人性"的理论阐述，肯定一种超出阶级限定的"共通人性"9。鲁迅30年代在与梁实秋等人论战文学的"阶级性"时，曾以《红楼梦》中的人物举例："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10，这成了关于阶级性的经典表述。刘心武的《如意》（《十月》1980年第3期）则几乎完全以此为依据，写出了一个"焦大爱上林妹妹"的爱情故事。小说中的石义海，是一个健壮、木纳寡言的劳动者，这个贝勒府上的小厮却爱上了贝勒府的格格金绮纹，成就了一段超越阶级的爱情传奇。他所遵循的"阶级斗争是人跟人斗，不是人跟狗斗""不要弄得这么不像人样儿"的人生原则，对小说中为阶级斗争所苦的"我"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另一部被称为"人道主义宣言"的长篇小说《人啊，人》11，主要情节围绕一本人道主义理论论著的出版而展开，这本论著的作者何荆夫在50年代"反右派"运动中因为写了一张要求多一点"人情味"的大字报，而被放逐20多年。小说中有何荆夫和他的启蒙老师讨论雨果小说《九三年》的段落，并直接赞同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革命的目的难道是要破坏人的天性吗？革命难道是为了破坏家庭，为了使人窒息吗？绝不是的。\’我要人类的每一种特质都成为文明的象征和进步的主人；我要自由的精神，平等的观念，博爱的心灵\’"。男女爱情和母女亲情、孤独的英雄和"痛苦的理想主义者"，构成这篇小说的主部内容。
　　与其说这些小说借助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论，阐述了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如说它们将矛盾的解决寄予浪漫和理想化的人际关系的想象之中。这种叙事形态最值得分析的是，它们建构了马克思所谓的"人的东西/非人的东西"这样一对"孪生的价值判断"12。以阶级斗争为其纲领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被呈现为一种压迫性的"非人"形象，而所谓"人的东西"则建立在一种隐喻性的理想个人关系之上，爱情、婚姻、家庭等涉及私人生活空间的关系模式成为负载这种理想个人关系的具体载体。"公"http://www.lunwentianxia.com/"私"领域的区隔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的色彩，"家"http://www.lunwentianxia.com/"国"之间有了巨大的裂隙。用以昭示"国"的非人性的方式，是"国"对"家"的摧残和破坏，而在对历史进行道德化叙述的一种惯常修辞，则是让"坏人""无家"，让"好人""有情人终成眷属"13，但对于私人生活领域中的性别、阶级等的等级关系，则视而不见。"人性"在文学再现上的这种修辞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阿尔都塞的论断："人的东西/非人的东西这对孪生概念没有绝对意义，它是思想的形式结构，它的内容是由各个历史时代中的占支配地位的利益提供给这些时代的"14。80年代初期被填充于"人"http://www.lunwentianxia.com/"非人"这一形式结构中的，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