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是世界的驱动力” 

　　性是什么？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立足点，我可以转动整个宇宙。”这话讲得含蓄老道，充满力量和哲理，让后来不少莘莘学子写文章时反复引用。可是，倘若去掉那一层含蓄，阿基米德的话跟玛丹娜说的“性是世界的驱动力”不是十分暗合了吗？一男一女，一古一今，大学问家和大歌星，其实都是饮食男女，都一样得面对“性”。 

　　有位女性朋友说得好：“性，考验一个人对形而下的物质生活，跟形而上的精神价值做极端的判断。性，使人的历史产生道德和不道德的二分法。性，让美与丑成为一体两面；性，真的足以让思考一辈子，不仅是性交时的快感而已。乖张的穿着有时与最保守的衣饰，同样使人产生性感与性欲。走前卫坏女孩路线的玛丹娜大声又说：争议‘性’，使人思考。” 

　　同样的思考可以让玛丹娜把男人变成种马，又可以把自己变成慈爱的母亲。性，在她身上化为肉欲和母性的象征。玛丹娜的宣言是：“我要人人都爱我。”要知道，这位胆大妄为的叛逆者当初到美国纽约时身上只有三十五美金，她做过同性恋俱乐部的舞娘、临时演员、甜甜圈店女侍、a片女主角、驻唱歌手等光怪陆离的工作，但最后她还是成为现今最具影响力的女人。玛丹娜把“性”当作驱动力，真正实现了阿基米德意义上的“转动了整个宇宙”。 

　　但中国人对于“性”禁忌得太久，好像人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似的，谈“性”色变，以至“性学”这个术语在汉语字典里找不到位置。“性”的空白使人在压抑的同时不敢表现自己的渴望，倘若谁与“性欲”二字沾在一起（所谓“桃色新闻”），那么这个人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正如台湾女作家颜艾琳在谈到玛丹娜时说的那样：如果将美国的场景化成台北（大而言之整个中国），玛丹娜可能早腐烂在声色场所的角落，甚至吸毒而死，稍好一点的下场则是当情妇或高级应召；哪能写出十几首深具意义的歌曲，创下全球一亿两千万张音乐专辑的销售量，以及用性感肉身挑起舆论对“性的思考”？ 

　　这是很有创见的一段话。因为中国人给“性”穿上了太沉太重太厚的袈裟，“性禁忌”和“性封闭”使人的性格遭到扭曲，许多人只有靠“意淫”来解除生理和心灵上的压抑。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里，最后一段经常被人引用，那就是：“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里能够如此跃进。”先生的这段话讲的就是“意淫”这档子事。 

　　特别是中国的文革时期，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不敢涉及“性”，八个革命样板戏中的主角都是没有“性”的特征，“革命”二字在“性”的问题上“革”得最彻底，以至新时期以来，文艺作品中稍有“性”的描写就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如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就被中国人当作“性文学”来解读的。 

　　即便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种“误读”还时有发生，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等都被读者当作了“性指南”，而最为极端的则是贾平凹的《废都》，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这是一本注定要被“看走眼”的书，所谓“走眼”，意思是读者只盯着里面的“性捞写”，评论家的批评也只着眼这一点，所谓“格调低俗”等都是因为看走了眼而乱说的。贾平凹忍不住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禅的故事，他说有两个和尚过河，遇一女子过不了河在岸边啼哭，一个和尚将其抱着过了河。到了对岸，两个和尚继续赶路，另一个和尚说：“师兄，我们出家人是不近女色的，你怎么能抱那女子过河呢？”这个和尚说：“我早把她放下了，你怎么还没有放下？”“现在有些人看《废都》，是如这个和尚的。”贾平凹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其实“粮食”与“性”，乃人赖以生存所必须的物质和精神的能源体，因此，剥掉强加在“性”字上的那件袈裟，“性欲”就像人们饿了就要吃饭一样，平常得很。因此，保持一颗平常心，就能得道，就能超凡入圣。正如禅守普愿和尚说的：“平常心是道”，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担水砍柴无非妙道”，有了这样的平常心，真谛、俗谛的间隔就打通了，“圣”与“凡”之间的绝对界限也就消失了。 

　　“房中术”的兴起与“性生活强身健体”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性”的问题上十分豁达，比后世的所谓的“文明的后代”强多了。从“溯源”上讲，中国人的性观念是到了1644年满族征服中国以后才发生根本变化的。事实上，早在孔夫子时代，由于礼崩乐坏，纲常废弛，儒家典籍中所记载的性原则并没有对封建贵族形成任何道德约束。那时，人们的“贞操”观念和结婚时的门当户对也十分淡漠。秦始皇的生母赵姬就是大臣吕不韦的情妇。 

　　长信侯被吕不韦假施宫刑，派到宫中，专门侍候太后，并生下两个私生子。后被秦始皇杀死。刘邦年近四十才结婚，他的发妻吕雉，比刘少十五岁。刘邦结婚前曾有一个情妇姓曹，并与之生有一子叫刘肥。刘邦当了皇帝后，立刘肥为齐王。人们也并不认为婚前这种行为有什么不好的。汉代人对“性”的认识就像人们对萝卜白菜的认识一样，是十分平常和十分放任的事情。比如《汉书》里描述了汉代宫廷生活的奢侈荒淫与性放纵。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民间，同时也由于社会经济状态的改变，商业性的妓院便在此时出现。在司马相如的《美人赋》中人们对性生活也并不回避。不仅如此，此时的“性学”较为发达，有专门研究的术士，写了不少有关“房中术”方面的书，这些书常常归于“医学”一类。 

　　如汉代张衡的《同声歌》和《七辩》，还有汉代边让的《章花赋》中都详细讲述了房中术。汉代传说“房中术”者为三女，即玄女、素女、采女。许多房中书都是以黄帝与他的这三位女师的问答形式来叙述的；这些书皆附有各种性交姿态的插图；这些书流行很广，被夫妇行房及男人嫖妓所应用，甚至做为新娘嫁妆的一部分；这些书不但教男女行房时如何始终互相满足，也教男人如何控制来达到强建身体，益寿延年的目的。 

　　这些书主要表现道家思想，但儒家也赞同其原则，不过侧重点不同：儒家重在繁衍子孙；道家重在养性延年。在《周易参同契》卷六七和卷七三中有大量关于道教的房中术内容，这里强调“阴阳调和”的重要性，男女间“性”与“情”的和谐便是符合天道，顺应自然。所以，男女双方都可以通过性生活得到补益。汉代人还认为性交可以增强元气，有人认为黄巾起义中的太平道就是以传播它的房中秘书《黄书》来行男女合气观念，以此来增强自己的力量。这种以为男女交媾可以增强元气的观念形成一种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神秘主义思潮，在历史上多次成为全国性宗教运动和政治叛乱的根源。如清朝中叶山东的“滚单”教派和后来的“一贯道”等。这无疑增加了“性”的负面意义，为主流话语和统治者所忌讳，“性”的加密也日盛一日。 

　　阴山公主：“皇帝哥哥，一个丈夫太少了！” 

　　外国朋友常常感到不可思异的是，一方面，中国人对“性”禁忌得厉害；另一方面，作为一国表率的皇帝却又有着三宫六院的“性自由”。这的确是一种文化怪圈，它是由汉文化中“政治”与“性”的孪生关系决定的：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关系，有助于君主与统治阶层建立多渠道的政治关系，从而在帝姓宗族的基础上发射性地构造了一个个外姓支族，让他们如行星般地围着皇旋转，以共同维持宗族统治秩序。但总的说来，在汉晋时期，“性”的自由度还是较大的，它不仅表现在正常的男女性爱关系上，也表现在人们对同性恋的认可程度。 

　　比方，在《世说新语》中就记载嵇康与阮籍有可能是同性恋关系。据司马迁笔下暗示，刘邦有同性恋事实。他的男宠叫籍孺，刘邦就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