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溯源与解密(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己的身体都不自爱,又怎么能爱君呢。这句话还可以进一步说:一个人能性别都模糊了,他又怎么有能力去爱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君王还是普通人)呢?因为没有能力地去爱人或被人爱,历史上便出现了许多“乱伦”的事。 

  应该看到,以五代为分水岭,以北宋为缓冲带,中国妇女的性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女性从属男人只是相对稳定,夫死再醮,离婚再嫁都属于正常事,不会引起他人的非议。但自此以后,由于程朱理学的问世,贞节被提到了比生命更重要的高度,说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由此衍成了“好女不事二夫”的道德规范。实际上,从先秦到五代,君主对贞节并不看重,民间就更不用说了。例如前面讲过的,秦始皇父亲异人娶的赵姬就是赵国大商吕不韦的小妾。汉景帝娶的竟是市民之妇。刘备在妻子孙权之妹回东吴后,纳了刘瑁的遗孀穆氏为夫人。东晋元帝娶吴家寡妇郑氏为妻。而曹操封魏王后,所拜的王后是曾堕入烟花的卞氏。曹丕建立魏朝,先以袁绍子袁熙之妻甄氏为后,后又纳小吏之家的郭氏为后。明帝即位,娶民妇为妻。这曹氏祖宗三代扶正的“后”没有一个是处女,且均是从侧室入正室,是为历史一大奇观。但这一时期对贞节的不看重却在另一方面让“乱伦”之舞也表现得十分张扬。 

  历史上隋炀帝杨广,将庶母陈氏(父亲隋文帝的宠妾)占为己有,臭名远扬,不值一说。连唐高宗李治也是将父亲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纳为宠妾。而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竟是将未过门的儿媳纳为“新皇后”,结果被愤怒的儿子宁凌噶所杀。将儿媳变成自己妃子的还有唐玄宗李隆基,他的爱妃杨玉环原是儿子寿王李瑁的妻子。梁太祖朱温,也将儿媳妇尽力纳入自己的色欲对象中。金朝海陵王大部分情妇竟是亲属,一部分则为大臣的妻室。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荒淫的君主,毫无伦理道德约束。先后被他占有的有叔母阿懒、从侄女重节、从嫂阿里虎、从姊妹什古、蒲刺、习拈、师姑儿、再从姊妹莎里古真、馀都等,还有外戚妻室奈刺忽、蒲鲁胡只等,臣妻定哥、择特懒、察八等,共计二十余人。海陵王把淫乐看成是人生的第一要务,他和莎里古真约会时,亲到殿外等候,累了则坐在侍婢高师姑的膝上,侍婢关切地问他:“天子何必如此而已劳苦?”他答道:“我以为天子易得,此等期会难得。”他每次与女人交欢,不是在帐闱中进行,而是公开亮相,令乐队在一旁奏乐,嫔妃环坐观看。 

  只有到了宋代以降,由于程朱理学的盛行,贞节看得越来越重,不仅没有君主娶再醮者,“乱伦”之事也不敢公开进行,但皇帝中却有狎妓的“瘾君子”。例如,宋徽宗听说京师名妓色艺双绝,第一次便化名赵乙,带了重礼,去烟花聚集地镇安坊。老鸨李姥见来客阔绰,立即安排李师师来见。但李师师却摆谱,等了许久才出来,而且出来后,她也淡妆不施脂粉,对客人不屑一顾。过了好一会儿才拿出古琴,弹起一曲《平沙落雁》。徵宗为之倾倒,但李师师始终冷面相向。第二次造访,皇帝亮出了身份,这一回李师师一笑百媚,弹了《梅花三弄》。徽宗自此不时派人送去厚赐,为了幽会方便,他还命人从皇宫挖了一地道通达镇安坊。皇帝的荒淫无度,由此可见一斑。大宋帝国的日薄西山,国将不国,也在情理之中了。 

  真正将“贞节”推到前所未有高度是明太祖朱元璋。他一即位,马上昭扬贞节观,昭书郑重其事地说:“民间寡妇在三十岁以前夫亡守节,并坚持到五十岁以后者,可在门前立旌表彰,免除全家差役。”为了配合贞节的教化,儒臣解缙等人编篡了上古三代至元代的《列女传》,以作为全体女性的必读之书,明成祖亲自为之作序,以阐明“贞节”的重要性。从此,“贞节”之血在汉文化的“文明之路”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化探源:“生殖崇拜”的话外之音 

  中国的儒家文化并不回避“性”,甚至有学者指出,儒家的核心部分“仁孝”学说表现的是一种生殖哲学,它脱胎于先祖的“生殖崇拜”。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只是过儒家所推尊的“生殖崇拜”主要是男性生殖崇拜,女性是辅助工具。老祖宗在造字时就显露了这一点,例如:“祖”即“且”的崇拜,甲骨文的“且”字仿造于男性生殖器。民间用的祖宗牌位,是一块长方形的木片,也就是“且”字,表明了先祖对它的崇拜。在母系社会时,祖是“日”字,写法是一个圆圈当中一点,是象形的女阴,也是太阳。中国不少地区到现在还用“日”来表示性行为。 

  而老子学说则脱胎于女性生殖崇拜,是母系氏族文化的理论升华。所谓“道”,最初建立在对女性生殖力的认知上,然后扩大到观察宇宙的创生。《老子》常用女性性器官和母体形容“道”的性质作用,如“谷神不死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在地根”,“玄牝”即女性生殖器,“谷神”即生殖女神。女性生儿育女是从无到有,始于结胎,胚胎由混沌渐次分化,终成人形而出生。推之宇宙化生,即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是恍兮惚兮,窈兮冥兮,其中有物,其中有象,其中有精。老子“小国寡民”的哲学贵柔守雌,也是这种生殖崇拜的反映。 

  不过,中国儒家相信“道之大原出于天”,这是价值的源头。它将性意识淡化,突出了宇宙的宏大与深邃。在这种思想的观照下,“道”足以照明“人伦日用”,赋予后者以意义。禅宗也是这样说的。未悟“道”前是砍柴担水,既悟“道”后仍然是砍柴担水,所不同者,悟后的砍柴担水才有意义,才显价值。也就是说,“道”要靠自己去悟,悟了就有意义,就不是表面的事物,而是接近宇宙的核心。 

  儒家教人“深造自得”、“归而求之有余师”,道家要人“得意忘言”,禅师对求道者则不肯“说破”。重点显然都放在每一个的内心自觉,所以个人的修养或修持成为关键所在。这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它将性意识打磨得十分斯文尔雅。它明确告诉人们,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向上的,不是等待上帝来“启示”的。每个人都有尊严,都有欲望和要求,但个人的欲望要含蓄,否则便是“没修养”的表现。 

  实际上,儒家文化是很重视人的尊严的,这一点自孔夫子以来便巩固了。孟子说,“人皆可以成为尧舜”,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佛教徒竺道生也说“一阐提可以成佛”,都肯定人有价值自觉的能力。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人的尊严是遍及于一切人的。陶渊明送一个仆人给他的儿子,却写信告诉他:“此亦人子也,当善遇之。”唐代道州刺史阳城抗疏免道州贡“矮奴”,当时和后世传为佳话。因此白居易有诗:“道州水土所水者,只有矮民无矮奴。”大学说,“知止而后是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当今社会的危机恰恰是“动”而不能“静”,“进”而不能“止”,“富”能不能“安”,“乱”而不能“定”。为了使纲常序列排列清楚,孟子还特地提出五伦:“父子在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它的个人主义精神凸显了每个个人的道德价值;它又发展了从“人皆可以为尧舜”到“满街皆是圣人”的平等意识以及从“为仁由己”到讲学议政的自由传统。中国人的内倾文化在自我存在的表现上,一方面是外在客观世界存在的保证,另一方面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也保证了自我存在的真实性。 

  庄子“因己之乐”即可推出鱼之“乐”,邵雍由“以我观物”即可推出“以物观物”,程明道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中国人相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而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所以翻来覆去地强调“自省”、“自反”、“反求诸己”以及“反身而诚”等“自我修养”功夫。中国人不大重视灵魂的有无,但是积极肯定人生。立功、立德、立言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三不朽信仰,也是中国人“永生”的保证。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文化的探源上,传递出“生殖崇拜”的话外之音。 

  总之,饮食男女不必害怕“性”,不必回避“性”,更不必重温“性禁忌”和“性封闭”之恶梦。因为“性”不是洪水猛兽,不是精神鸦片;但“性”也不是青菜豆腐,不是像抽烟喝酒一样简单。它有自己的内在规律,我们只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从容面对,足矣。因此,神说:“我又听见从天上另有声音说,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有分于她的罪,受她所受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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