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主义，尤其是经济民族主义，对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既是正在现代化途中的国家，也是业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正视的紧要问题。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对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比较研究，就是这种问题意识的代表。格林菲尔德不赞成韦伯的研究结论（新教理性主义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但认同韦伯的思维方法（资本主义发展有其资本主义精神的动机和动力）。他认定：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实就是“民族主义”。凡是资本主义发展强劲的国家，其民族主义昂扬兴奋。正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推动着现代化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但是，格林菲尔德所说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现代经济精神”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原教旨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作为一个独立实现工业化腾飞的第一个非欧洲种族，格林菲尔德认为，日本现代化进程速度之快，成效之显著均可谓史无前例，它所创下的记录迄今无可匹敌。究其原因，归结为日本独特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日本式的经济民族主义。

关键词：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现代化 

里亚·格林菲尔德（Lian Greenfield），当代美国社会学和政治学教授，著有《民族主义：通向现代性的五条道路》、《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等。格林菲尔德对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对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社会学、经济学的分析，惊奇地发现，凡是资本主义发展强劲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其民族主义昂扬兴奋。正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推动着现代化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由此，他认为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所谓的“新教伦理”，而是“民族主义”，尤其是“经济民族主义”。以下主要根据日本的个案，来解剖格林菲尔德所说的“亚洲资本主义精神”——日本民族主义与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的关系。 

一、“叹为观止”的日本现代化与西方解释日本现代化的困境 

“无论德国民族主义所导致的经济转型多么不可思议”，“与流星疾雨般突如其来的日本现代化相比，其发展似乎是步履缓慢和华而不实的。”日本的现代化[1]仅用了不到二十年。“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这一现代化进程速度之快，成效之显著均可谓史无前例，它所创下的记录迄今无可匹敌。”[2]从历史上来看，“日本人是独立实现工业化腾飞的第一个非欧洲种族。日本似乎也是第一个从封建社会体制直接跨入工业化的国家。”由于日本距离西方国家如此遥远，文化社会政治传统又如此鲜为人知，迄今“日本似乎新奇而陌生，令人难以捉摸。”故此，“对西方观察家而言，无论是从社会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她都是个难解之迷，如同她在政治领域时而表现的一样。”[3]然而，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西方学者依然我行我素地以欧洲的历史经验来解释日本的现代化，既令人“困惑不解”，也造成了“谬误和混乱”。他征引乔治·桑松（George Sansom）和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的告诫：不要“用对欧洲历史研究也未必适用的传统方法来对付远东的历史研究”，“欧洲没有可借鉴的先例”用来解释日本的现代化。[4] 

二、日本现代化的民族主义解释 

对迅猛异常且颇为成功的日本现代化的解释在于日本民族主义同样非同凡响，迅猛异常且卓有成效的发端和传播。“日本现代经济的萌生是民族主义兴起的直接产物”[5]。日本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非常接近于欧洲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发展模式。除了英国以外，同其他各国的情形一样，日本的民族主义也是舶来品，但引进后由于本土的原因而生根立足。而其本土化的原因，则与“本地的民族主义形成前的传统有关的文化差异及其引进的境况”有关。[6]格林菲尔德并不否认日本早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前就已经具备了某些滋生现代经济的条件。“从经济角度看，日本许多世纪以来在东亚社会中始终是一枝独秀，其发达程度大概不亚于西方最先进的前现代经济。”这些条件的存在减轻了向现代经济体制过渡的困难，也“加速了由民族主义所激发的对经济重新定位的过程，亦可部分地解释其高速发展的原因”。[7] 

三、德川“国学”：日本民族主义的源头但并非民族主义  

日本民族主义的产生尽管受到西方的强大影响，但也有日本自己的源头活水。不过，没有西方民族主义的输入，日本民族主义的源头活水是形不成现代民族主义的。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日本民族主义发展——接受舶来理念的原因和用本国语言对它进行表述——的结构和文化条件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几代人，也许长达一个半世纪。[8]德川时代[9]是日本民族主义孕育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日本“国学”、“儒学”和“兰学”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国学”的作用更大些。但它们仅仅为日本民族主义的发生准备了土壤，其本身并不构成民族主义。里亚·格林菲尔德指出，“国学”是日本一种独特的前民族意识。他举证日本“国学”的代表人物荷田春满（日本“国学堂”的创始人）、本居宣长（日本历史和文学的首批探索者）、平田驾胤、贺茂真渊（“国学”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等人，从中寻找“国学”的“前民族意识”。日本“国学”不再使用中文，而是用“几乎纯正的日本语”；摈弃了现存秩序的理性主义及其书本知识的荣耀，用自发的情感与之对抗，相信这是日本本土传统和思想的特色，是比逻辑推理天生优越的道德指南。声称屈就于中国先哲的知识权威使日本偏离了其上苍赋予的天道——民族伦理规范，而这是日本选择的标志；宣传日本的优越性，将日本置于其他所有社会之上等。[10]本居宣长声称：我们的君王是出自太阳女神的血脉，“我们的国度是宇宙光明女神的故土”；“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的发源地和源泉，在各个方面都优越于其他国家”。[11]平田驾胤也同样宣称：“我们的国度是宇宙众神特殊的惠泽标记”，“创世之神无一不是诞生在日本”，所以，“日本和世界各国有天壤之别，无可比拟”；“日本人迥然不同于并优越于中国、印度、俄国、荷兰、暹罗（泰国）、柬埔寨和世界其他各国的民族”。[12]里亚·格林菲尔德指证日本“国学”与德国浪漫主义（德国民族主义的源头，也是被艾恺称为“最早的一种反现代化浪潮”[13]）极其相似之处（几乎还是同时发生的），两者均诋毁文明并赞美原始的美德，即“自然”的生活方式；均谴责理性主义并褒扬自由表达的观念；均将现实社会等同于邪恶并将无法追忆的过去理想化；均将外国人视为万恶之源。区别仅仅在于：“国学”的理想来自神道，靶子是“儒学中国”；而德国浪漫主义的理想来自朴素的基督教，靶子是“法国”。[14] 

四、儒学与日本民族主义的起源 

儒学作为日本民族主义的源头，其实是作为“国学”的靶子。日本“国学”痛诋儒学“过分理性”，“对个人利益过于机敏聪慧”。[15]贺茂真渊认为：“日本历来是民心坦诚的国度”，“治理古代日本的依据是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从来不存在像中国那样的斤斤计较的过分理性（指儒家）”；“儒家学说一传到这里……就发生了谋反叛乱”，“儒家思想不仅一再令中国陷入混乱，而且如今正在作乱日本。可惜还有一些不知内情者尊崇儒家思想，认为它是治国之道！这是可悲可叹的态度”，“中国教条引进后腐蚀了人心”。[16]平田驾胤则以对中国社会的攻击来树立日本的形象，他说：“在中国，从一开始就存在邪恶的风尚，人们的行为极不体面得当，而是极端放肆无行。所以古代才有那么多的先哲圣人（“儒学”）给中国人指点迷津……由此看来，日本古代没有道，正是国家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