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兰学”：日本民族主义的“基石”
“兰学”，指的是“荷兰研究”。“该研究使日本的知识分子接触了西方科学并最终了解了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思想”。“兰学”的创始，有学者认为始于新井白石，里亚·格林菲尔德则肯定杉田玄白（著有《兰学的肇始》）是“兰学”的创始人之一。“兰学研究”迫使日本知识分子将西方与自身加以比较，并由此产生了某种文化劣等感。后来，这种感觉促成了西方优势地位的在日本的确立并使西方成为日本的榜样，激发了作为民族国家所必须培育的强烈竞争意识。因此，尽管“兰学”不像“国学”那样特别在意日本身份的本质，但同样为将在19世纪问世的日本民族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基石。当然，“如同国学一样，兰学（也）是一种职业环境，可以保护圈内的人士免受因人满为患而产生的激烈竞争之苦并提高他们的成功几率。”[21]
六、西方民族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及其本土化
格林菲尔德认为，“在被迫向西方开放门户之前，日本并没有什么民族意识。”[22]日本民族意识的产生其实是对西方“现代化”侵略的一个“反应”，而这个“反应”是西方“民族主义”被引入日本并迅速本土化。“民族主义进入日本得益于美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对他们而言，19世纪50年代，民族主义是世界的自然理念，他们不假思索地把民族主义作为他们的认知媒介，无疑会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表露无遗。“门户开放”后不到几年，日本知识分子又在法国人，特别是德国人中遭遇到相同类型的意识，这两个民族最近才改弦易辙归顺了民族主义，而且由于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浪漫本性，提供了这一现象最明确、最富有感染力的范例。日本非常迅速地获得了这一理念，因为它的诱惑异常迅猛、势不可挡，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民族主义不仅已嗷嗷而生，而且为这次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方向。[23]
日本对西方民族主义的接受，与在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一样，“是因为（本国在国际上）地位不一致的状态”所致。西方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和理性化——科学化与效率化）对全球施加的压力，迫使任何国家和民族要么自甘落后，要么全方位接受现代化和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到来之际，日本已经铸就了“模具”，当民族主义被引进时，就已经可以轻而易举地根据新神道主义和国学理论阐述其概念，而新神道主义和国学理论也同样根据其孪生原理重新自我界定，从而包含了新的意义。[24]
七、日本民族主义的本土特征与日本的现代化
传播民族主义并使其本土化的，主要是日本的“知识武士”。代表性的人物，格林菲尔德认为主要有：福泽谕吉（“促使新观念和新理想大众化的最重要人物”；“日本民族主义的传道者”）、木户幸一、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以上三人号称“明治三杰”）、伊藤博文（继“明治三杰”后的“领导层的中心人物”，“被认同为宪法的化身”，“明治三巨头”之一）、大隈重信（“激进的西方化民族主义者”，日本民进党的创始人，“被誉为‘舆论’领袖”，“明治三巨头”之一）、板垣退助（“民族自由”超越“个人自由”这一理想在日本的“首要传道者”，日本自由党的创始人）、山县有朋（“被奉为国家军队之父”，“明治三巨头”之一）等。从这些代表性人物的言行，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日本民族主义的本土特征及其与日本现代化的紧密关系。
第一，“国民”论：“天赋自由”与“独立自尊”。福泽谕吉认为：“国家的独立起源于公民的独立精神。如果陈腐的奴隶精神在人民中如此明显，我们的国家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25]木户幸一认为，每个公民的生活目的是保护他的天赋自由。一个人通过行使个人权利、分担政府义务及帮助政府执政就能达到这一目的。[26]伊藤博文强调：“每个民族成员——无论他是农民、工匠，还是商人——事先必须熟悉政府问题的得失利弊”，不仅如此，“在自己的职业问题上，公民必须给予适当的思考并努力富裕起来”；处理国家事物的根据是民族目标、民族威望和民族荣誉，“人民有义务理解民族目标”，“他们必须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的家”。[27]大隈重信宣传“权利就是义务，国家命运和荣誉取决于人民对责任的履行”，如果人民没有履行应尽的义务，日本的“民族命运、他的荣誉和她的名声”将处于险境。[28]山县有朋把服兵役认定为公民的“血税”，“因为这是个人用生命之血报效国家”。[29]
第二，“国体”论：“主权在民”与“主权不可分割”，木户幸一、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认为，日本民族在所有（重要的）观点上都高度一致，其国家主权从未被分割过，而且不久以后就被确立为是不可分割的。“必须有一个国家政体和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帝国的大小臣民必须服从一个权力”。但重返专制主义远非他们的本意，他们的真正看法是：天皇是一种新的、令人畏惧的理想的象征，仅仅代表着主权国民的意愿。[30]伊藤博文也认为：“国家就像人体，正如大脑控制肢体和其他部位的多种多样的行动一样，最高权力也应该监督并控制一个民族的全部其他成员，尽管这些成员可能在整体中起不同的作用……人们逐渐承认最高权力必须授予一个人。”[31]
第三，“日本优越”论。伊藤博文赞美：“（日本）社会状况的一种特性（“在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与他人发展温暖感情关系的能力和倾向，把社会当作家庭，使之成为真实——自然且温情——的团体”），（是）任何其他文明国家都无法与之匹敌的。”封建时代日本国民所缺乏的，不是精神或道德素养，而仅仅是“现代文明的科学、技术和物质层面的东西”。日本目前的状态并不是像外国观察者所惯于认为的那样，是由于灌输了一种迥然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文明而产生的结果，而“仅仅是对业已存在的至关重要的品格进行不同的呵护和培养的结果。”[32]
第四，“民族”论：“民族”即“国家”与“社会”。伊藤博文相信，民族认同虽然起源于西方，但它不是自然而然的。民族认同是一种后天特性，有待于政府对人民的教化和指导。大隈重信“提出了日本对民族概念本身的最明确的定义”。他的看法是：“‘民族’一词有两个部分。一是国家，二是社会。如果社会发展无序，国家则不稳定。两者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因此，教育的基本原则是性格的培育。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