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新商人精神：“民族重于利润”。
日本经济民族主义者和具有“现代经济精神”的人对日本旧时代的商人一概排斥，认为他们一心只顾眼前利益，将败坏日本商业在国外的信誉。主张“封建”时代和德川时代的商人要统统让位。一种新型的、为民族主义竞争精神（有人称为“新武士道”）所驱使的生意阶层将取而代之，肩负起领导日本进入经济现代化时期的特殊使命。西村茂树主张：商业人士，“作为直接与外国人搞贸易的人，必须勇气过人、素质高超、人品上必须完全有别于封建时代的商人。”[50]人称“日本资本主义之父”和“日本企业庇护神”的涩泽荣一（参与日本约500家公司的组建，出任过100家公司的总裁）建议，企业家要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为人处世更要像个绅士，也就是像个具有儒教价值观修养的武士，“要通过学习并实践《论语》的教诲”，如“富与贵乃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乃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来树立行为典范，因为它“十分符合现代经济精神”（涩泽荣一的经济论公式是“《论语》加‘算盘’”）。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虽然并非所有的企业家都像涩泽荣一那样给生意赋予高尚的品质并研习《论语》。然而他们无一例外地赞同已经完全现代化了的武士伦理——“新武士道”，这一伦理的精髓是无私地，事实上是不惜牺牲自我地，献身于效忠国家的职责。蔑视为追求财富而追求财富，坦言他们很少考虑个人利益。他们的动力不是源于个人私利，无论它多么正当，更不是源于贪得无厌。实际上，他们的动力来自民族主义。他们中有些人依然厌恶金钱，但为了民族利益，他们必须忍耐令他们感到不快的事情。[51]
第六，企业伦理：“万众一心”。
在日本，除了学校和军队，公司也承担着对民众的道德教育责任，向他们灌输无私奉献和蔑视个人利益的道德规范。民族化和现代化的武士伦理——新武士道——通过公司的规章灌输给每一个雇员。公司希望大部分从农民中招收的工人也成为“企业战争”的士兵并共享“实业家”的荣耀。时至今日，这些规章仍在发挥作用。日本一家企业的厂歌名为“万众一心之歌”最能说明问题。日本企业家认为：“效忠和热爱祖国的精神不仅限于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它还表现在业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中。[52]日本公司中的家庭主义传统根深蒂固，不过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家庭主义，而是把公司视同家庭的新家庭主义。雇主为家长，而员工为家人。雇主与员工并不需要具有血缘关系。日本传统的家庭主义对这种新家庭主义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另外，终身雇佣制度和广泛的福利计划制度加强了这一观念。由此形成了日本公司雇员中普遍存在的对本公司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认同感，将企业家宣称的利益完全看作自己的利益。格林菲尔德说：“既然对企业家而言，经营的目的是为国服务，劳动者就这样皈依了民族主义。”[53]
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强烈要求日本国民必须具有为国家“致富”的意识，把“经济”视为“战争”，把“民族利益”置于“私人利润”之上，信仰“内和而外争”和“万众一心”的“新武士道”经济伦理。确实有利于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追赶和超越，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只要民族主义的动力不竭，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能够达到的。不过，值得忧虑的是民族主义的异变也会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
结语
民族主义，尤其是经济民族主义，对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既是正在现代化途中的国家，也是业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正视的紧要问题。社会科学家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结合的角度来探索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无疑是社会科学综合研究创新的产物，也是对马克斯·韦伯（重点探索宗教伦理与现代化关系）以来社会科学致力于探索民族文化精神或资本主义精神与现代化关系的最新视点。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对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关系的比较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格林菲尔德不赞成韦伯的研究结论（新教理性主义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但认同韦伯的思维方法（资本主义发展有其资本主义精神的动机和动力）。他探讨了民族主义在欧洲的起源与对外传播，重点对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案例分析。他认定：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实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发源与英国，但在传播过程中结合了被传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从而得以本土化。凡是资本主义发展强劲的国家，其民族主义昂扬兴奋。正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推动着现代化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但是，格林菲尔德所说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现代经济精神”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原教旨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作为一个独立实现工业化腾飞的第一个非欧洲种族，格林菲尔德认为，日本现代化进程速度之快，成效之显著均可谓史无前例，它所创下的记录迄今无可匹敌。究其原因，归结为日本独特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日本式的经济民族主义。格林菲尔德认为，日本的民族主义虽然嫁接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模式，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但显示出鲜明的日本特点。日本民族主义有着“国家主义”和“经济主义”两大特色，而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则把“经济”视为“战争”，把“民族利益”置于“私人利润”之上，力主“内和而外争”和“万众一心”的“新武士道”经济伦理。格林菲尔德的探索是挑战性的，也有深刻的启发意义。虽然他的研究结论可能有所偏向，例如他故意回避“新教理性主义”在欧洲民族主义中的地位，其实他在分析经济民族主义时，无疑又有“新教理性主义”的影子或者说是吸收了“新教理性主义”的合理内核，但不管如何，历史无疑地证实了民族主义对现代化的强劲影响。
[1] 里亚·格林菲尔德所指的日本现代化标准包括：转变为新颖的、现代形态社会，其所有成员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个体，超越了社会阶层界限；政治秩序合法合理，政府客观超然；经济始终如一地定位于增长。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
[2] 参考[美]里亚·格林菲尔德（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