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法治”论：“法律保护”与“民族幸福”。木户幸一认为：“一切都源于宪法”，宪法要“确保能充分反应民意”。[34]伊藤博文认为：“只有在法律的保护下民族幸福才能得以促进”。[35]

第六，“文明”论：“文明民族”与“富国强兵”。确定日本为一个民族国家，意味着对西方社会的接受和仿效，这就使日本卷入了与它们的地位竞争之中。国家的威望、荣誉和尊严，被确定为优先的集体价值，成为“总体利益”的本质。福泽谕吉认为，他最急切的愿望就是提高“我的同胞们的道德标准并使他们真正无愧于一个文明的民族”。[36]大久保利通认为，日本的“当务之急”是“使国家摆脱奴役并切实保障我们国家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尊严”。[37]伊藤博文更是反复重申：“我们国家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文明国家的地位并成为占据文明国家地位的欧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加入这个国际大家庭意味着我们必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只有“凭借向外国展示日本的尊严和实力”，才能“保障她的尊严和独立”。他雄心勃勃地前瞻了日本政府的宏伟目标，“自从明治维新起，我们政府的目标一直是超越世界各国。”[38]正是对国家尊严和威望的集体关注，日本的领导层发出了“富国强兵”的号召。

第七，“自由”论：“民族自由”超越“个人自由”。在日本，自由被认定为自我放弃、融入团体和对团体的责任感。这一理想在日本的“首要传道者”是自由党的创始人板垣退助。他强烈主张：“每个人必须抛弃自私并接受团体精神。人民必须习惯于通过彼此依赖以实现精诚团结”；“民族自由的扩展是个人自由得以完善的手段，也是社会组织的基础”；“如果一个人希望通过政府保护而享有自由，他就必须为获得民族自由而奋斗”。[39]

第八，“平等”论：“对国家的平等义务”。山县有朋认为，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民“都是平等的帝国臣民，他们对国家的义务并无差别”。“明治三巨头”无不坚持认为，平等是明治维新的最高成就，是赠予人民的无价礼物。[40]伊藤博文认为，从最高权力的观点来看，“在立宪制政府下的人民是一体的和平等的”。[41]

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在塑造并明确地阐述日本民族意识的价值时，日本民族主义者选择的是德国模式。伊藤博文就直截了当地认定德国范例与日本在哲学上具有相似性和适应性。但日本民族主义超越了德国模式，创造了日本模式，日本民族主义显然有着“国家主义”和“经济主义”两大特色。这两者的高度结合，既推动了日本经济的起飞和强劲增长，但也有使日本经济脱离正常轨道的危险。“经济扩张主义”一旦失控，就演化为“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日本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八、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与日本的经济现代化

“鉴于其出现的特殊条件，日本的民族主义从问世之日起就以经济为重心并首先发展成经济民族主义。”[42]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含义是：认为国家的政治独立与经济实力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国家的独立就势必陷入危难。民族尊严或威望与民族的经济成就息息相关。经济成就成为民族意识中的中心价值观念，甚至成为看待自我价值的至关重要的成分。经济民族主义把一切民族福祉、民族自由、民族尊严、民族价值都从经济角度进行诠释。认为不考虑经济问题，国家的存在是难以想象的。经济民族主义的逻辑是国民“富”而后国家能“富”，国家“富”而后能“强”，国家能“强”而后能“独立”和有“尊严”。因此，“商场”即“战场”，“企业家”即“统帅”，“经济学家”即“参谋”，“工人”即“士兵”，“经济战争”是全体国民的“对外战争”，要“内和而外战”。经济民族主义主要使命就是发掘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国家富裕的一切有效办法。解剖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也可以看出日本经济民族主义的特殊性，从中我们或许可以揭开或领悟日本经济迅速现代化并且创造出超高速增长的秘密。格林菲尔德就判断：“展示出如此令人惊叹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引起西方工业大国恐惧的日本现代经济的萌生是民族主义兴起的直接产物。”在其中，经济民族主义的作用显然高居其他类型的民族主义之上。

第一，“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民的贫富”。

若山则一（“日本第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宣扬著名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亨利·凯里的观点：“战胜敌人的法宝不是武力，而是财富。”[43]大久保利通在呼吁日本政府采取有力政策促进国内工业发展时，认识到：“一般而言，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民的贫富，国民的贫富取决于可获得产品的数量。国民的勤奋是决定可获得产品多寡的主要因素，但归根结底，政府和其官员的鼓励和指导是根本源泉。”[44]大久保利通呼吁采取的是政府导向下的工业发展模式。这在工业化初期确实应该如此。他要求政府“不允许任何人玩忽职守”，也“不要让任何人担心找不到职业”。只有“人民富裕了，国家也就自然而然地强盛起来。”[45]

第二，“现代性”即“文明”：国民“独立精神”与“现代经济精神”之重要。

福泽谕吉认为，西方的繁荣景象不能仅仅归功于，甚至不能主要归功于政府官员们明智的管理。他坚信，导致这种繁荣的是“人民的民族情操”（他其实说的是“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和“现代经济精神”）。倘若没有这种情操，政府充其量也只能粉饰一个现代化的外表，和西方的竞争（即现代化的根本目的）也就无从谈起。在福泽看来，这种“现代性”的民族情操在日本实在薄弱得令人可悲。他通常用“文明”指称“现代性”，福泽眼中的“现代性”基本上意味着“现代西方经济”，他说的“文明精神”，就是“现代经济精神”，也就是“民族情操”或“民族主义精神”。他认定文明的最重要的成分——推动现代化进程并赋予其活力的事实——是人民的动机。而人民的动机就是“文明精神”，是“文明的最伟大和最重要的因素”。这种“文明精神”或现代精神是什么呢？福泽坚定地认为：“它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他对国民独立精神的解释是：“独立不单单是指在生存上不依赖他人。它不仅意味着某种内在责任，还意味着某种外在责任，即和全民族同心同德捍卫国家自由和独立的责任。”归根到底，福泽强调，“除非国民具有独立精神，否则文明的表面现象对我们国家而言不过是徒有其表的附庸。”[46]

第三，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将国民凝聚成民族”。

从社会变迁所需要的社会整合系统来说，“民族”与“国家”是走向现代化和实现现代化所必要的依托和控制机制。没有这种控制机制，社会就会产生内爆（社会的失序——停滞、混乱或倒退）或外爆（殖民主义的控制）的可能。福泽谕吉认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将国民凝聚成民族。而后才会出现真正的现代国家。因此，政府必须平等地对待国民，必须将平等置于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地位。必须在国民一体平等、独立自尊的基础上树立国民对民族国家的强烈认同。培育国民的民族独立精神的关键在政府。“不论地位、贫富或才学的差别，要让人人都把国家利益当成自己的利益，都履行对国家的义务。”[47]

第四，经济战争：“内和而外争”。

在日本人看来，经济竞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是没有战争情况下的绝好的战争替代物（但仅此而已），是实现民族目标的仅次于战争的最佳手段。敌人就是西方。民族精神是一种战斗精神，从本质上就是敌视西方。同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