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南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英文标题】ON THE MODERN TEMPLE-FAIR IN THE SOUTH-EAST CHINA AND THE ECONOMIC LIFE OF PEASANTS' HOUSEHOLD
【内容提要】遍布江南的乡村庙会，与农家文化条件的。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农民社会的亚文化决定了消费偏好的性质。这一点，只要听听吴县善人桥镇茶馆里的农民议论就很容易明白了：
——老菩萨会七年才得举行一次，如果一定不许出，要叫他们担保七年太平才行。
——不要讲了，徐家场村好几家小孩，昨晚多在发寒热，一定老菩萨在不答应哩！我们要拿主义，一定要出的啊！
——要晓得不出会，若是老菩萨显起灵来，我们七十二段的村庄，都要不太平的，你们担当得起吗？从前木渎镇绅士姜桐青，新中举人，在出会的时候，冲撞道子，隔日就暴病而卒；唐冈头村民仰鲁山不赞成出会，后来子孙继绝；你们现在不信，如果老菩萨找到头上，就不怕不信。
在茶馆里劝止庙会的“农村改进会”成员闻此十分感慨：“乡民的中心信仰，只有泥塑木雕之偶像，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相沿的迷信风俗，破除实非易事，恐怕不独善人桥是如此吧！”（注：王洁人、朱孟乐编：《善人桥真面目》，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委员会印行，1935年。苏州地方志馆藏。）
的确，不独善人桥如此！青苗会是旧时江南地区比较普遍的一种迎神赛会，大多在农历七月中旬举行，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天气干旱，病虫害频发，农民们指望通过这样的行会，使青苗返青，“青苗”之意存焉。在浙江慈溪乡村，人们相信，庙里的菩萨抬出来若不行会，“庙脚”所属村落就会有天灾人祸降临。预防灾难的青苗会自然就由受益的村落共同负担了。长期以来，形成规矩，行会经费，以庙脚村落为单位，按田亩分摊（注：滕占能：《慈溪青苗会调查》，《中国民间文化》第14集，学林出版社，1994年。）。
要说农民的庙会花销完全心甘情愿，也不尽然。在这里，社区组织的影响力和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性是明显存在的。
在湖洲双林镇，做春社成为土地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乡村必有庙，所祀者曰总管。正二月间必有社戏一二日，费则照田科派，虽孤寡贫乏衣食不给，亦必急切筹措。”经费的筹措为何如此急切呢？原来，“每年必举社村中人，聚而饮啖肉食等，有定式。稍不如式，司会者当其责，广众中大声以呵。社有余钱，则按户分存生息。临期有亏，负罚甚酷。此则各村皆然者也。”（注：清同治《双林镇志》，“风俗”。）“司会者”的权威来自于乡土“同意权力”，是草根力量的社区显示，其影响力绝不能小视（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61页。）！
在苏州西南乡，主持“穹窿老会”事务的村落，“所认定之仪仗，亦有老账根据，不可轻易变更，如力不能负，虽借债卖田，亦所情愿。”真是情愿的吗？一位“段头”（即会首）坦言：“今年米只粜五块半钱一担，丝只卖三块多钱一斤，说句不客气的话，大家手头多很拮据，还有什么力量，来寻这种穷开心，此事都由各段头负责。”从事乡村建设的“农村改进委员会”了解贫苦农民的难处，力劝停止出会，深合他们的心思：“你们先生真是好心，能得发起不出，是再好没有了，现在米和丝都卖不起价钱，他们一定要出，真是拖人下水，叫我们穷人怎样受得住呢？”（注：王洁人、朱孟乐编：《善人桥真面目》。）
上海郊县一带的“钱幡会”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庙会集资方式：农历三月二十八日，载歌号游，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礼于山岳祠。先是，东乡的巫师们，从元旦开始，舁偶神循门互唱索钱，结缕为胜，以奉岳神，谓之“钱幡会”。至是日，鼓乐骑盖送神上山而散（注：《松江府志》（清嘉庆二十年刻本）；《奉贤县志》（清乾隆二十三刻本）；《金山县志》（清乾隆十七年刻本）。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4页、第35页、第37页。）。对于这种方式，说它强制吧，并不是非要出钱不可；恐怕也不是所有的农民都乐意为之。有趣的是，浙东一带也有类似的方式：“有所谓闹龙灯者，数人执龙灯一，敲锣击钹，沿门索钱以备他日赛会之用，谓之‘抄化’。”（注：《定海县志》（民国十三年铅印本），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816页。）“钱幡会”也好，“抄化”也吧，它们都以神的名义在行动；由此，神的意志成了巫的意志，巫的意志成了农民的意志，所谓农民的消费偏好不过是对神的偏好。
二、个案分析：庙会交易行为
在桐乡乌镇，每年从农历三月初一到月半，土地庙照例有“‘庙会’式的临时市场”，称“香市”（注：茅盾：《故乡杂记》，《现代》第1卷，第2期，1932年7月。）。赶香市的主要是农民。乌镇香市也有一般庙会常有的生活日用品买卖，但桑秧的交易是其颇具特色的重要交易内容。
桑秧，即桑树的幼苗。在蚕丝业发达的江南乡村，这是一种必要的生产资料。被称作“桑秧客人”的外路人看准了这个重要市场的存在，每年跟戏班子一同来到乌镇：“桑秧客人”来了，“香市”也就快到，戏班子船跟桑秧船停在一处。“桑秧客人”提供的桑秧种类有很多的“辈份”：排行“老大”的有“一人高，两叉儿的，通常一棵一棵散放着”；“差不多同样高，然而头上没有两叉儿的，那就四棵或者六棵并成一组，并且是躺在地上了……它们是桑秧一家子里边的老二。还有老三，老四，老五……自然也只有躺在泥地上叠‘人’堆的份儿了，通常是二十棵，三十棵乃至五十棵扎成一组。最末了的‘老么’们竟有百来棵挤成一把儿。你远看总以为是一把扫帚。”（注：茅盾：《桑树》，《申报月刊》第3卷，第9期，1934年9月15日；本节未注明出处者均来源于此。）
在19世纪20年代初的乌镇香市上，即使是“老么”辈份的桑秧也都有相应的买主。那时，国外内蚕丝业市场运行相对稳定，一些“会打远算盘的人”，便可能进行土地经营的分割，决定中长期投资。“身家在村子里数一数二”的富裕农民黄财发就“特地”去“香市”买“老么”来种。种植“老么”就必然要分割出一块“搁上十年再收利”的空地，因为“要把这些‘老么’调理到能够派正用，少说也得十年！”他首先付出了这块土地的机会成本；“他有一块地，据说是用得半枯，非要让它醒一醒不可了；他花三毛钱买了两把‘老么’桑秧种来，就种在那块土地上。”
【内容提要】遍布江南的乡村庙会，与农家文化条件的。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农民社会的亚文化决定了消费偏好的性质。这一点，只要听听吴县善人桥镇茶馆里的农民议论就很容易明白了：
——老菩萨会七年才得举行一次，如果一定不许出，要叫他们担保七年太平才行。
——不要讲了，徐家场村好几家小孩，昨晚多在发寒热，一定老菩萨在不答应哩！我们要拿主义，一定要出的啊！
——要晓得不出会，若是老菩萨显起灵来，我们七十二段的村庄，都要不太平的，你们担当得起吗？从前木渎镇绅士姜桐青，新中举人，在出会的时候，冲撞道子，隔日就暴病而卒；唐冈头村民仰鲁山不赞成出会，后来子孙继绝；你们现在不信，如果老菩萨找到头上，就不怕不信。
在茶馆里劝止庙会的“农村改进会”成员闻此十分感慨：“乡民的中心信仰，只有泥塑木雕之偶像，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相沿的迷信风俗，破除实非易事，恐怕不独善人桥是如此吧！”（注：王洁人、朱孟乐编：《善人桥真面目》，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委员会印行，1935年。苏州地方志馆藏。）
的确，不独善人桥如此！青苗会是旧时江南地区比较普遍的一种迎神赛会，大多在农历七月中旬举行，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天气干旱，病虫害频发，农民们指望通过这样的行会，使青苗返青，“青苗”之意存焉。在浙江慈溪乡村，人们相信，庙里的菩萨抬出来若不行会，“庙脚”所属村落就会有天灾人祸降临。预防灾难的青苗会自然就由受益的村落共同负担了。长期以来，形成规矩，行会经费，以庙脚村落为单位，按田亩分摊（注：滕占能：《慈溪青苗会调查》，《中国民间文化》第14集，学林出版社，1994年。）。
要说农民的庙会花销完全心甘情愿，也不尽然。在这里，社区组织的影响力和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性是明显存在的。
在湖洲双林镇，做春社成为土地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乡村必有庙，所祀者曰总管。正二月间必有社戏一二日，费则照田科派，虽孤寡贫乏衣食不给，亦必急切筹措。”经费的筹措为何如此急切呢？原来，“每年必举社村中人，聚而饮啖肉食等，有定式。稍不如式，司会者当其责，广众中大声以呵。社有余钱，则按户分存生息。临期有亏，负罚甚酷。此则各村皆然者也。”（注：清同治《双林镇志》，“风俗”。）“司会者”的权威来自于乡土“同意权力”，是草根力量的社区显示，其影响力绝不能小视（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61页。）！
在苏州西南乡，主持“穹窿老会”事务的村落，“所认定之仪仗，亦有老账根据，不可轻易变更，如力不能负，虽借债卖田，亦所情愿。”真是情愿的吗？一位“段头”（即会首）坦言：“今年米只粜五块半钱一担，丝只卖三块多钱一斤，说句不客气的话，大家手头多很拮据，还有什么力量，来寻这种穷开心，此事都由各段头负责。”从事乡村建设的“农村改进委员会”了解贫苦农民的难处，力劝停止出会，深合他们的心思：“你们先生真是好心，能得发起不出，是再好没有了，现在米和丝都卖不起价钱，他们一定要出，真是拖人下水，叫我们穷人怎样受得住呢？”（注：王洁人、朱孟乐编：《善人桥真面目》。）
上海郊县一带的“钱幡会”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庙会集资方式：农历三月二十八日，载歌号游，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礼于山岳祠。先是，东乡的巫师们，从元旦开始，舁偶神循门互唱索钱，结缕为胜，以奉岳神，谓之“钱幡会”。至是日，鼓乐骑盖送神上山而散（注：《松江府志》（清嘉庆二十年刻本）；《奉贤县志》（清乾隆二十三刻本）；《金山县志》（清乾隆十七年刻本）。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4页、第35页、第37页。）。对于这种方式，说它强制吧，并不是非要出钱不可；恐怕也不是所有的农民都乐意为之。有趣的是，浙东一带也有类似的方式：“有所谓闹龙灯者，数人执龙灯一，敲锣击钹，沿门索钱以备他日赛会之用，谓之‘抄化’。”（注：《定海县志》（民国十三年铅印本），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816页。）“钱幡会”也好，“抄化”也吧，它们都以神的名义在行动；由此，神的意志成了巫的意志，巫的意志成了农民的意志，所谓农民的消费偏好不过是对神的偏好。
二、个案分析：庙会交易行为
在桐乡乌镇，每年从农历三月初一到月半，土地庙照例有“‘庙会’式的临时市场”，称“香市”（注：茅盾：《故乡杂记》，《现代》第1卷，第2期，1932年7月。）。赶香市的主要是农民。乌镇香市也有一般庙会常有的生活日用品买卖，但桑秧的交易是其颇具特色的重要交易内容。
桑秧，即桑树的幼苗。在蚕丝业发达的江南乡村，这是一种必要的生产资料。被称作“桑秧客人”的外路人看准了这个重要市场的存在，每年跟戏班子一同来到乌镇：“桑秧客人”来了，“香市”也就快到，戏班子船跟桑秧船停在一处。“桑秧客人”提供的桑秧种类有很多的“辈份”：排行“老大”的有“一人高，两叉儿的，通常一棵一棵散放着”；“差不多同样高，然而头上没有两叉儿的，那就四棵或者六棵并成一组，并且是躺在地上了……它们是桑秧一家子里边的老二。还有老三，老四，老五……自然也只有躺在泥地上叠‘人’堆的份儿了，通常是二十棵，三十棵乃至五十棵扎成一组。最末了的‘老么’们竟有百来棵挤成一把儿。你远看总以为是一把扫帚。”（注：茅盾：《桑树》，《申报月刊》第3卷，第9期，1934年9月15日；本节未注明出处者均来源于此。）
在19世纪20年代初的乌镇香市上，即使是“老么”辈份的桑秧也都有相应的买主。那时，国外内蚕丝业市场运行相对稳定，一些“会打远算盘的人”，便可能进行土地经营的分割，决定中长期投资。“身家在村子里数一数二”的富裕农民黄财发就“特地”去“香市”买“老么”来种。种植“老么”就必然要分割出一块“搁上十年再收利”的空地，因为“要把这些‘老么’调理到能够派正用，少说也得十年！”他首先付出了这块土地的机会成本；“他有一块地，据说是用得半枯，非要让它醒一醒不可了；他花三毛钱买了两把‘老么’桑秧种来，就种在那块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