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树木。“这十年里头，他在那些小桑树身上灌了多少心血；不但是心血，还花了钱呢！他有两次买了河泥来壅肥这块用枯了的地。十年来，他和两个儿子轮换着到镇上去给人家挑水换来的灰，也几乎全都用在这块桑地。”不难看出，培育桑秧的家庭生产活动，消耗了黄家可以支配的多种资源：包括作为财政资源的“花了钱的壅肥”，作为人力资源转换形态的“给人家挑水换来的灰”，作为人力资源的“心血”，以及十年的时间资源（注：经济学家认为，时间这一稀缺资源的价值就是它的“机会成本”，即耗费的单位时间所放弃的收入。参见朱国宏主编：《经济学视野里的社会现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页。）。10年之后，投入有了产出。1930年，新桑地“已经给了他三十担叶。”

　　令黄财发始料不及的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恶浪袭向江南深乡小镇，1933年“蚕熟”的时候，“人家买贵叶给蚕吃，黄家是自吃自。但是茧子卖不起钱，黄财发只扯了个够本。”不然的话，黄财发也免不了许多蚕农的折本命运。黄财发对市场信息很快作出了反应：“下一年就发狠不养蚕了，专想卖叶。”然而，急剧变化的叶市彻底“打翻了他十多年来的如意算盘”：叶价起先就贱到不象话；镇上的“叶行”是方圆二三百里范围内桑叶“买”“卖”的总机关，但这一年叫做“有秤无市”；最初一元两担的时候，黄财发舍不得卖，后来跌到一元四担，黄财发想卖也卖不脱手。

　　到这时，黄家再也没有长期投资桑秧的可能了：“他现在的光景也比不上十年前了。十年前他还能够‘白搁着’这块地，等它过了十年再生。现在他却等不及。他负了债，他要钱来完粮缴捐呢！”于是，在乌镇香市上选购桑秧的，不见了专挑“老么”的黄财发们，而基本上变成了准备进行短期投资的自给性蚕农。

　　自给行为是蚕农对于市场风险的本能反应。早在明清时期，随着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蚕农中就分化出摆脱自给性、专门为市场而生产的桑农。植桑与育蚕分离的同时就产生了沟通两者的“叶行”。《乌青文献》云：“凡蓄蚕者，或自家桑叶不足，则预定别性之桑。”（注：乾隆《乌青文献》，卷2，“农桑”。）尽管叶行交易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逐渐发育成熟的乡镇叶行所采取的预购制，以期货方式交易，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叶农的风险承受力（注：参见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第183页。）。时至20世纪30年代前期，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密切相关的地方市场日益变幻莫测，江南叶市也进入无序运行状态。对市场信息了解甚少的蚕农们无法判断市场风险程度，便尽量减少与市场相连结的环节。桑叶自给的蚕农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增加。“四五十人家的一个村坊，只有五六家养蚕，而且都是自己有叶的。”自给桑叶须有桑苗，香市上的桑秧交易异常热闹起来。
　　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来，消费者必定是追求最大利益的理性经济人，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乡村庙会上，蚕农的角色是相当被动的。面对众多的桑秧，优劣是一眼可以看出的：“两叉儿的‘老大’它们都是已经‘接过’，……种到地里，顶多两年工夫就给你很好的桑叶了”，而“‘老二’以下那班小兄弟，即使个儿跟‘老大’差不多，天分就差远了……有的要这么五年，才能生叶”。“老大”当然是蚕农们的首选目标，“然而乡下人还了价钱，扪着自己的荷包，算来算去不够交给‘老大’的时候，也只好买了‘老二’，‘老三’它们了。”

　　在这里，蚕农十分无奈：为了对付日益凶险的叶市，理应进行短期投资，选择“顶多两年工夫就给你很好桑叶”的“老大”，但在桑秧的不同价格和有限的支付能力的双重约束下，他们只能进行中期投资，选择“有时要这么五年才能生叶”的桑秧。这一选择行为实际上意味着企图自给桑叶的蚕农一时还无法绕开风险丛生的叶市。

　　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现实的市场行为所受到的社会文化的因素的约束，远比“理想”的市场行为费解，尤其是农民的市场行为；庙市为我们理解这种的市场行为提供了一个观照空间。

　　 三、比较研究：庙会利益分配

　　仅仅从庙会经费来源上看，地主和工商业者负担较多，农民的贡献并不大（注：小田：《近代江南庙会经济管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然而我们如果把庙会“利益既得者”进行一下比较，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愿意为庙会慷慨解囊、甚至一掷千金！
　　先看一般商人。从经济交换关系上说，庙会也称为“庙市”。庙会期间，商业和有关的服务行业营业陡增。浙江上虞北乡的小越神会热闹异常，“自百宫、马家堰、上塘、谢家塘来越之船纷集，船户利市三倍，缸甏摊设于上街九如堂门口，买者甚众。此外洋广货，衣服、鞋帽、笔墨、农器、无不齐备。本镇京货业如成丰泰、采生、彩彰、泰生各号，顾客猥集，昼夜不绝。”（注：《小越神会之热闹》，《上虞声》1928年11月30日。）

　　19世纪70、80年代，随着近代工业在江南的出现，一批地主开始了向产业资本家转化的历程，但他们在榨取剩余价值的同时，又从事地租、商业和高利贷剥剥，往往是地主、企业家、商人和高利贷者几位一体。这些人为庙会捐资，旨在通过庙会获得更多的补偿，如商业利润、服务业收入以及操纵庙会农产品市场中所获的高利贷性质的暴利等。

　　庙会也是庙董、特别是寺庙住持财源茂盛的好季节，他们实际上也是从事地租剥削的地主。据一些老人回忆：历时九天九夜的浙东灵峰山葛仙翁庙会结束后，那些未燃完的蜡烛，成几担、十几担地挑往山下，烊化后重制卖出，成为灵峰寺“一笔小小的额外财源”（注：沈志远、乐炳成：《灵峰山“葛仙翁菩萨”信仰的调查》。）。据称，三月初三上巳节，常熟祖师山庙会历时仅一天，但这“一天的收入，可供众僧一年食用”（注：《港口地方志》第29页，张家港地方志办公室。）。其中的赚钱门道在哪儿呢？1929年春，常熟老城隍庙发起庙会，“当时佞神者络绎不绝于途，闻每份收洋一元，并供以素膳，……该庙羽士于此收入除开销外，尚多数百元”（注：《市乡通讯·道士意外得款》，《常熟之日报》1929年4年11日。）。在太仓璜泾，赴“猛将会”的老太们，基本上是自带冷饭，潦水一淘，蚕豆下饭。庙里提供的茶担服务是有偿的：“每一桌供茶一壶，向每一个老太，征收铜板两枚”（注：严洗尘：《五月廿一的太仓》。）。

　　业主们为庙会出资不是没来由的。旧时无锡城乡庙会不断，但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惠山东岳会。无锡自古便是全国闻名的四大米市之一，传统的商业、手工业极盛，进入近代以后，纺织、缫丝、造船等现代工业发展更快。各行之间竞争激烈。而庙会是轰动城乡、沟通八方的综合性集会，在传统社会，对于企业（业主）来说，象这种展示实力、赚取声望的机会并不多。在这里，它们以另外一种形式展开了竞争。参加庙会的行业，总是使出浑身解数，力求使各自资助的庙会更为“体面”，借助神的风采来展示行业的实力。所谓迎神赛会，就暗含着行业竞赛的意义。无锡北塘的米业和西门的缫丝业，历来势力最大，它们赞助的惠山东岳出会，场面自然壮观（注：朱海容、钱舜娟：《江苏无锡拜香会活动》，《中国民间文化》第5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四月十五日夜城隍诞，诸神赛会往贺。十六日之“谢酒会”为诸会之冠，“由北塘商贾所集，出钱易也。”（注：黄茆：《锡金识小录》，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念祖活字刻本。）也许，企业捐助所获得的利益不是有形的，或者是立竿见影的，但在现代媒体未普及的时代，在区域市场占重要地位的时代，精明的江南业主们眼光一点也不“小农”。

　　承理庙会的会首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