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的制造，除茶农自行初步制成散茶外，在佛海又设有私营茶庄，收购散茶复制成紧茶、圆茶、砖茶等，佛海茶厂与思普茶厂还利用新鲜茶叶制成红茶和绿茶。“散茶”的制作程序是：白天茶农采茶，当晚抄拌至叶萎后，置簸箕内用手揉搓至出汁液为度，便成条索，再行抖散，继以日晒，达半干时再揉搓，晾干后即成散茶，一般均置竹筐内。“紧茶”则是在茶庄收购散茶后，以等量的细黑条做包被——俗称面茶或梭边，以粗黑条做底——俗称高品茶或二届茶，以老茶做心子，此种老茶多为老叶，需由人工用大刀剁细后，始能应用。制时依次将三者放入铜制筒子，待蒸热后，用布揉制成锥形，名为“锭”，然后堆置使其发汗即可出售。“圆茶”的原料较紧茶为高，用粗黑条做心子，细黑条做面茶，而且以毛尖做为盖面，经两次加盖，用布袋揉制成圆饼。“砖茶”则是取原料较好的春茶，制成砖形。“红茶”与“绿茶”均取新鲜毛尖做为原料，设备与技术亦较制紧茶、圆茶等为复杂。
“普洱茶”所具有的这些优良特性以及独特的制作方法，是其在历史上名扬海内外，成为中国六大名茶之一的重要因素。
二、历史上的普洱茶贸易
关于“普洱茶”最早的贸易时间，由于年代久远，从史籍中已无法进行确切的考证。据清乾隆时檀萃所著《滇海虞衡志》说：“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专，六曰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普茶不知显于何时，宋自南渡后于桂林之静江军以茶易西蕃之马，是谓滇南无茶也。．．．．．．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人不知，犹于桂林以茶易马，宜滇马之不出也。”根据这一说法，可知唐代普洱茶已经行销到西藏。
另据当代普洱县一些文史工作者的考证，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政权于六大茶山所在地易武一带设置“利润城”，从茶叶贸易中获取利润。到了唐乾符六年（879年），南诏政权又在六大茶山至大理的途中设置睑治，取名“步日睑”。澜沧江内大片地方为其辖地，包括江内的利润城及六大茶山。当时，外界已对“普洱茶”有着大量的需求，特别是居住在藏区的民众。由于“普洱茶”所具有的优异品质和适应了以肉类与乳制品为食的藏民的生活习俗，藏民们不惜翻越雪山，漂流金沙江，跋涉丛林，行程数千里，以藏区的马匹、乳制品、藏药等换取普洱茶。普洱茶使藏民日常所需的酥油茶更具风味。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条经步日、下关、丽江而至西藏，靠人背马驮“以马易茶”的“茶马古道”。这条“茶马古道”沿走至20世纪50年代初，此后随着公路的出现而消失。至今，普洱县还有一些老人称呼这条路线为“后路”。
宋代，大理政权将南诏时期所设的“步日睑”改为“步日部”。此时宋国与北方的金国连年征战不止，急需战马，大理政权便在“步日部”开设“茶马市场”，以当地的茶叶换取西藏马匹，再将马匹转与宋，以换取其锦缎与珠玩饰品。茶叶的种植随之扩大。
到了元代，蒙古军队占领了云南，将“步日”改为“普日”，普洱茶已成为边疆各族民间交换的主要商品。元代中期，普洱茶随同以食肉、乳制品为主食的蒙古人进入俄国。
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普日”改称为“普耳”。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为“普洱”，明朝廷还在其地设官吏管理普洱茶的贸易。
清顺治十六年（161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这一时期普洱茶的生产和销路较好，据《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2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十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雍正二年（1724年），茶商和工匠大量涌入茶山，达“数十万”之众，因而不断出现事端。雍正七年（1729年），设普洱府后，即在思茅城内设普洱茶局管理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及销售，并将原思茅城内私营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茶引”购茶，茶商复入茶山作茶，主要茶品种为园饼茶，又称为“园宝茶”，因七饼为一筒出售，又称“七子饼茶”或“七子园”茶。茶山大量供思茅用茶外，所生产的“园宝茶”经易武销至缅甸、泰国、香港，再转南洋及至欧洲、美洲，进入国际茶叶市场。乾隆年间，清廷对普洱府茶业情况进行调查后，将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列为贡品，年解贡茶660担，贡后方允许民间私商进行交易。康雍乾期间，清政府还在普洱一带开采铜矿和盐矿，这对当地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商贾旅人聚集，也带动了普洱茶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年一度春末夏初的“花茶市”，南北商人来往如织，城内摊点遍布，店铺林立，城外帐篷如云。马帮出入，土特产品及日用生活文化用品的交换日益发展，饮食业和人马旅店应运而生。普洱天天为街，日日为市，甚至还出现了夜市市场，成为滇南商业活动中心。磨黑、石膏井、勐先、满磨街等集市亦随之形成，并日益兴隆，据清道光《普洱府志 》记载，出现了“蛮民杂居，以茶为市．．．．．．衣食仰给茶山．．．．．．夷汉杂居，男女交易，士农乐业，盐茶通商”的繁荣景象。道光年间，普洱一带的商业达到了鼎盛，且有行商、坐商和货郎之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随贡茶和大众茶的用量日增，茶山年产茶增至十万担，运量随之增大，遂由茶商、士绅出钱，铺建易武至思茅的茶马驿道，全长211公里，全为青石板铺成，避免了道路的泥泞。
明清两代，在“茶马古道”之外，还以普洱为中心，向外辐射出四条“茶马大道”。一是由普洱至昆明的“官马大道”，历史上的普洱贡茶经此道运往昆明，然后转运京城。从长江下游而来的客商，以及滇中、滇东地区的客商和本省的官员到普洱，均走此道。二是由普洱至澜沧的“旱季茶马大道”，自普洱起运茶叶，经思茅糯扎至澜沧县，再至勐连县而后到达缅甸。三是由普洱至越南莱州的“茶马大道”，由普洱起运茶叶，经江城县至越南莱州，然后转运至欧洲。四是普洱至打洛的“茶马大道”，此系“官马大道”的延伸，自普洱经思茅、车里、佛海至打洛，然后到达缅甸的景栋。在今天的普洱县境内，还保留有三处较为完整的“茶马大道”的遗址，见证着普洱茶贸易在历史上曾经的繁荣与辉煌。
同治年间，普洱各地因遭受“白旗下坝”五年争战，茶市不兴，各地茶商渐撤，茶园荒芜，茶业一度衰落。清末，普洱的茶业渐渐衰落。光绪年间，茶市又复活跃，私商恢复，宁洱县城有秦晋、两广、四川、江西、两湖及玉溪、建水、石屏、盱江、通河等会馆十余处，商号180余家，其中较大商号有“协太昌、同心昌、荣和昌”等20余家，这些商号多数经营并加工茶叶。在宁洱加工的普洱茶有毛尖、芽茶、小满茶、紧团茶、改造茶、金月天等品牌，外型为团饼、方砖、牛心和人头团茶等。思茅厅内，设有茶叶总店，除专制“八色贡茶”外，还加工各种紧团茶、园饼茶和毛尖茶。民间专业加工销售茶叶的较大商号有“恒和园”、“裕泰丰”、“雷永丰”等10余家，生产园饼、方砖、紧团茶和双喜牌茶。较大商号有“鼎光
